【内容提要】　本文在分析海德格尔与禅宗关系的有关史料基础上指出，海德格尔哲学与禅宗相互诠释的学理根据在于：海德格尔哲学超越西方哲学传统、展示出一个极为接近禅宗的立场，海德格尔和禅宗在哲学精神、存在、本然与佛、道等基本概念、人与世界的关系、语言问题等层面既相差异又能会通。本文进而提出了海德格尔哲学与禅宗相互诠释中应注意的四个问题，分析了海德格尔哲学与禅宗的相互诠释的四个层面的意义。


　　 海德格尔哲学是一种贬抑作为形而上学的哲学而崇尚思，并悬置宗教问题的纯哲学，禅宗首先是宗教其次才是哲学。海德格尔哲学是西方文明经过现代的高度发展后的产物，禅宗则是佛教传入中国与古老的中华文化相交融后的嬗变。与海德格尔与老庄陆王之间的比较一样，海德格尔哲学与禅宗的相互诠释常被认为有“纯系无稽之谈”的嫌疑。本文则认为海德格乐哲学和禅宗的相互诠释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在此基础上本文将就海德格尔哲学和禅宗相互诠释中应注意的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并揭示出海德格尔哲学与禅宗相互诠释的意义。
　　 　　一、海德格尔与禅宗关系的有关史料分析
　　 在有关海德格尔与禅宗关系的史料中，被谈论得最多、也经常被转引的是李泽厚先生在《庄玄禅宗漫述》一文中引用的美国著名存在主义哲学家、《非理性的人》一书作者威廉•巴雷特在给《铃木大拙选集》英文版所写的导言中所说过的一段话：“海德格尔的一个朋友告诉我，有天他去看海德格尔，发现海德格尔正在读铃木大拙的书。海德格尔说：‘如果我对此人之言没有领会错的话，这正是我在我的全部著作中所一直想说的。’”[①]海德格尔的话是否可信？即海德格尔与禅宗所要表达的东西真的是相同的吗？谈到“我即佛佛即我”的真正超越与不可言说的“存在”的相通之处，李泽厚先生引出了海德格尔的话，但认为，“这当然过份夸张了，禅宗那种东方式的古典宁静与海的现代式的行动激动迥然不同。”[②]以“现代式的行动激动”标识海德格尔哲学显然是误读了海德格尔，海德格尔哲学恰恰是对“现代式的行动激动”的反动。因此，李泽厚先生的结论略嫌草率。巴雷特也认为海德格尔的话有些夸张，而这种夸张是一个人在别人的著作中发现了与自己相契合的思想后的激动。海德格尔哲学是西方的产物，禅宗则是东方的智慧，海德格尔思想中有许多是禅宗中所没有的，反过来禅宗中也有许多是在海德格尔思想中找不出来的。但等等这些并不能阻碍海德格尔哲学与禅宗相通，因为海德格尔哲学超越了西方传统而走向了东方。巴雷特最终得出了肯定的结论，认为“至少，海德格尔与禅宗已是相当接近了。”[③]巴雷特的分析显得较为合理，这是与他对海德格尔哲学有深入研究，对海德格尔哲学的来龙去脉有准确把握分不开的。
　　 面对海德格尔哲学与禅宗所表现出的共同特征，与海德格尔深交的佩茨特部分地赞同巴雷特的看法，但在他看来：“海德格尔自己承认他的思想符合禅宗的许多观点并在东方思想中发现许多他认为是本质的东西。这明显地是因为他在西方受到太多的误解和得到太少的理解，海德格尔感到自己越来越为一个能如此容易地接受他的世界所吸引。”[④]这就是说，海德格尔哲学与禅宗的相符被归结为一种情感需要的结果，这种观点有一定的代表性，海德格尔对东方哲学的向往常被理解为一种对异国情调的赞赏。这种结论是一种经不起推敲的猜测，只要深入了解海德格尔哲学并摒弃“西方文化中心”的成见，我们就能认清这一点。事实上，海德格尔在超越西方哲学传统、克服形而上学过程中深深感到，“西方语言是不同方式的适合于形而上学思维的语言”，[⑤]在这种情况下海德格尔一方面回溯到早期希腊思想中寻求与早期希腊思想家的对话，另一方面越过西方，寻求与东方思想包括禅宗的对话，以求获取原始性存在经验，而在这两种对话中，与早期希腊思想家及其语言的对话“不过是与东亚世界进行不可避免的对话的前提。”[⑥]海德格尔已经明确地提出了东西哲学的不可避免的对话，将之简单归结为情感需要显然是不妥当的。
　　 怀疑或否定海德格尔哲学与禅宗相互诠释的意义的人自认为最有力的根据是海德格尔1966年接受《明镜》记者采访时说过的一段话：“我相信，现代技术世界是在世界上什么地方出现的，一种转变也只能从这个地方准备出来，这个转变不能通过接受禅宗佛教或其他东方世界的经验而发生，思想的转变需要求助于欧洲传统和对这一传统的革新。思想只有通过具有同一渊源和使命的思想来转变。”[⑦]但人们却较少注意到海德格尔在另一场合说的一段话，1968年海德格尔在为其讲演《追问思的事情的天命》日译本所作的序中写道：“通过对澄明的思和恰当的描述，我们跨入了一个使转变了的欧洲思维与东亚‘思想’进行富有成果的联姻成为可能的领域。这一联姻有助于将人类的本质特性从因技术的统治而极度萎缩的威胁中拯救出来，有助于人的此在的解放。”[⑧]对此，有人认为海德格尔有对西方和东方人说不同的话之嫌疑，又由于后一段话是海德格尔在这一问题上所说的最后的话，所以认为它才真正代表海德格尔的观点，这些看法不能说是没有道理的。在我看来，海德格尔的这两段话尽管有相互抵触之处，但也能相互联结，前一段话说欧洲思维的转变不能靠接受禅宗佛教等东方经验而实现，后一段话则是说当欧洲思维实现了转变之后与东亚思想可能进行富有成果的对话并有助于拯救人类于技术统治的危难之中。海德格尔哲学是转变欧洲思维之思，而海德格尔所崇尚的“东亚思想”主要是以老庄禅宗为代表的思想，因此如果说前一段话否定了禅宗的作用也只能是在一定意义上的，后一段话则重新肯定了禅宗的意义。正因为如此，海德格尔与《明镜》记者的谈话不能成为否定海德格尔哲学与禅宗相互诠释的可能性及其意义的根据。
　　 要理清海德格尔哲学与禅宗的关系，从海德格尔著作中寻找受禅宗影响的直接证据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这既是由于海德格尔的许多手稿尚未公开，更是因为虽然海德格尔长期接触并热衷于老庄思想和禅宗，但在已出版的著作中极少提及。《海德格尔与欧洲思想》一书的编者帕克斯在这方面做过不少研究，他指出：“证据表明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间，海德格尔可能就已经将许多中国和日本哲学的思想引入到自己的思想的决定性发展之中。”[⑨]帕克斯的研究不断为新的材料所证实，如日本京都学派著名禅学家西谷启治1935年至1938年参加了海德格尔的讨论班，他刚到弗莱堡不久，海德格尔便常邀请他星期六下午到家中讨论禅宗。1938年西谷启治给海德格尔送去铃木大拙的《禅宗论文集》第一卷，发现海德格尔已经读过此书并急切地要对之进行讨论。西谷启治还发现那时海德格尔正在读《禅：活生生的佛教在日本》一书。[⑩]如果说西谷启治与海德格尔的交往仅能进一步说明海德格尔对禅宗的兴趣，那么海德格尔与一位来自曼谷的和尚（Bhikku Maha Mani）的长谈则再次通过海德格尔之口表达出了海德格尔哲学与禅宗精神上的相通。这次谈话是在海德格尔家中进行的，当时在场的佩茨特记录下了谈话的过程和全部内容。海德格尔问及“禅”（静虑）的意义，和尚最后谈到“‘我’消失，直至只剩下一样东西——无。但这个无不是空无一物，而恰恰是其反面——圆满。没有谁能界定它，但它既是空又是一切——圆满。”这时海德格尔说：“这正是我一生一直在说的。”[(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