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人与世界的关系的理解上，海德格尔哲学与禅宗可以再次找到共同语言。在早期海德格尔哲学中，人与世界的关系表现为“此在在世界之中”，此在不是孤立地对立于客观世界的主体，世界是此在的存在的敞开状态，此在与世界浑然一体，人与世界的关系上的“主体—客体”二元对立图式被拒斥，后期海德格尔哲学中，此在则退居为“天、地、神、有死者”四方游戏中的一方，反人本主义或反人类中心论的主题更为突出。禅宗将人理解为“即今目前孤明历历地听（法）者”，[(22)]人是此地（目前）此刻（即今）充满活力地运作中的人，海德格尔选择“此在”而拒绝以“主体”来表征人与禅宗对人的这种理解有异曲同工之妙。[(23)]更为重要的是，禅宗在对人的这种理解中表现出的对常住不变的自我观念的抨击，在“人境俱夺”、“人境俱不夺”的境界中所表现出的对一切形式的主观与客观、自我与世界的二元论的超越，禅宗思想如惠能得法偈、[(24)]“定慧体一不二”[(25)]所表现出的对外在于“我”的“世界”和外在于“世界”的“我”的排遣和对“世界”—“我”—“佛”一体的“本来面目”的体悟，等等这些都与海德格尔哲学对形而上学的“主体”概念的批判、对形而上学表象思维方式的反抗、对人与世界二元对立的消解不谋而合。
　　 海德格尔哲学与禅宗在语言问题上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海德格尔反对将语言当作工具，从现代西方哲学不断抬升语言的地位这一角度看，海德格尔提出“语言是存在的家”在客观上对现代西方哲学中的语言本体化趋势产生了推波助澜的作用。[(26)]禅宗主张“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文字语言，徒劳设施。”[(27]]语言文字是有限的，片面的、外在的东西，充其量只不过是一种方便设施。但是海德格尔哲学在语言问题上仍然包含着与禅宗对话的可能，这种对话的生长点在于，海德格尔哲学对语言的理解不能与传统形而上学包括语言哲学对语言的理解相等同，一方面海德格尔反对形而上学的逻辑和语法形式对语言的统治，寻求非工具性的、非对象性的、非存在者意义上的语言，寻求非形而上学的语言表达并走向了诗与思，另一方面海德格尔揭示了语言的限度，提出“语言是存在本身既澄明着又遮蔽着的到达”。[(28)]海德格尔在诗与思的对话中所寻觅的那种“所言之物尽在不言中”[(29)]的境界与禅宗所表达的生命的诗境相互发出了沟通的信息，对语言遮蔽的揭示则更是禅宗语言观的重要内容，而禅宗“心无形相，非离言语，非不离言语”[(30)]之论，进一步丰富了海德格尔哲学和禅宗在语言问题上的相互诠释的可能性。
　　 以上勾勒出的几个方面只是海德格尔哲学与禅宗之间的一种粗略的比较，要进入二者相互诠释的层面尚需更加深入的研究。这里只是要表明，海德格尔哲学与禅宗既相差异又能会通，而这正是海德格尔哲学与禅宗相互诠释的基础。
　　 　　三、海德格尔哲学与禅宗相互诠释应注意的问题和意义
　　 海德格尔哲学与禅宗的相互诠释是二者之间的一种深刻的对话，如何才能保证这种对话富有成果，而不沦为简单的“比附”呢？我认为在海德格尔哲学与禅宗相互诠释过程中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应认清海德格尔哲学和禅宗分属于中西两种不同的文化传统的事实，在相互诠释中不能企图在二者之间建立一一对应的关系，特别要摒弃用西方哲学的概念范畴人为构造出“西化”了的禅宗体系再以之与海德格尔哲学相比附的做法。其次，要找出海德格尔哲学与禅宗的相通之处，发掘其学理基础，剖析其思想意义，但这只能是二者相互诠释中基础性的工作，更为重要的是要深入剖析海德格尔哲学与禅宗之间的差异，因为对相差异的一面的分析更能提供创造性的新认识。再次，相互诠释的目的不在于论证一方高于另一方，应克服专横地将一方凌驾于另一方之上的主观之识，认定海德格尔哲学处处高于禅宗，禅宗“百事不如人”，不利于挖掘、阐释禅宗的意义，而认为海德格尔哲学所要说的禅宗早就说过了，生“我古已有之”之识，海德格尔哲学与禅宗的相互诠释就只能退回到对“国粹”的孤芳自赏之中。最后，对海德格尔哲学和禅宗的相互诠释不能停留在学理分析的层面，纯粹的学理分析的意义是有限的，应将相互诠释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这就要求既要将海德格尔哲学和禅宗纳入中西哲学乃至中西文化的各自背景中考察更要将对二者的相互诠释引入对如何推动二者的内在发展和创造性会通的思考，对中国哲学的发展来说，则特别要引入对禅宗的现代发展以及中国哲学的现代出路的思考的探索。
　　 海德格尔与禅宗的相互诠释是海德格尔所提出的东西方哲学的“不可避免的对话”或欧洲思想与东亚思想的“富有成果的联姻”的组成部分，在本文第一部分所引的材料中，海德格尔认为这种对话或联姻“有助于将人类的本质特性从因技术统治而极度萎缩的威胁中拯救出来，有助于人的此在的解放。”[(31)]实际上海德格尔所担心的威胁不仅存在于西方世界，海德格尔所说的“植根于西方—欧洲思维的世界文明”早已影响到中国，中国所面临的极为迫切的现代化任务使西方世界因“拷问自然”而引发的人与自然、人与世界的紧张关系在中国已不可避免地逐渐突出出来，西方技术世界中所出现的现代工业社会对个人的日益侵犯、现代人的孤独感、无意义的感等“时代的烦恼”和威胁人类生存的生态危机、环境危机等，在很大程度上也已经在中国出现，有时甚至表现得更加强烈，也就是说，中国已经不是存在于那个“天人合一”的古老东方神话之中了。面对东西方哲学所面临的这种共同的哲学环境，在相互诠释中让海德格尔哲学和禅宗精神相互发明，有利于清理以主体征服客体为主导的对待世界的方式的形而上学基础，寻求克服形而上学的有效途径，以期在中国哲学和发展中将对中国文化传统中所缺失的理性精神、科学精神、民主精神的培育问题和中国现代化的促进问题的思考与克服形而上学、消除人与自然、人与世界的紧张关系，寻回人类的家园的思考圆融无碍地结合起来。
　　 从西方哲学的发展来说，海德格尔哲学是近代哲学向现代哲学的转型，海德格尔既超越了近代哲学传统，又发动了当代西方哲学对近代性或现代性的反思，客观上开启了当代西方哲学中的后现代性倾向，因此，海德格尔哲学是现当代西方哲学思维方式的主要代表之一，这一思维方式的突出特点是将世界是否在人以前存在和世界是否不依赖于人存在这类关于物质和精神的本源问题判定为“伪问题”，以心物、主客二元对立为前提的本体论，认识论的探索被撇开，取而代之的是存在论的追问。正因为如此，将海德格尔哲学引入对禅宗的诠释，有利于我们跳出以往所设定的近代哲学的框架。如对惠能所说的“心”，有人认为是主观之心，有人认为是客观之心，之所以产生两种不同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是以近代西方哲学的思维模式的前提去套所谓哲学基本问题的结果，实际上如果从海德格尔哲学所代表的思维方式来理解，是不会将惠能的思想简单地归结为主观唯心主义还是客观唯心主义的，因为主观唯心主义还是客观唯心主义的问题是与主客对立二分的近代西方哲学思维方式相关联的，判定某个近代西方哲学家的思想可能很准确，但移植到对惠能的“心”的认识上则可能显得捉襟见肘，因为惠能的“心”作为“本质之心”是先于主客对待的。相反，由于海德格尔哲学与禅宗精神上的契合，用海德格尔哲学来诠释，可能步入对惠能思想认识的新境界。又如，不少学者喜欢用主体概念诠释禅宗中的“心”或“真我”等，其实，主体是一个典型的西方形而上学特别是近代形而上学概念，与主客对立二分的思维模式密不可分，无论在主体之前加上什么定语，都是无法与禅宗精神相融通的，海德格尔哲学对主体概念的批判有助于我们纠正这一认识的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