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所以列举以上这些材料，意在通过对这些史料的清理和分析，消除在海德格尔与禅宗关系问题上的误解，为海德格尔哲学与禅宗相互诠释的可能性提供史料根据。无疑，这种根据的意义是有限的，它只能为理论上的进一步分析做铺垫。
　　 　　二、海德格尔哲学与禅宗相互诠释的学理根据
　　 尽管中西哲学具有相同的主题，但二者在其各自发展中走上了不同的道路，走在西方哲学之路上的海德格尔哲学是如何与走在中国哲学之路上的禅宗[(12)]相遇的呢？这首先需要将海德格尔哲学纳入西方哲学发展的大背景中考察，这一考察将揭示出海德格尔哲学是如何超越西方哲学传统并展现出一个极为接近禅宗的立场的。
　　 不能否认，西方哲学在其发展过程中特别是在其发展的初期古希腊哲学时代表现出多元的态势，西方哲学的发展过程既体现着希腊精神也体现着希伯来精神，既有理性传统也有非理性传统包括所谓神秘主义传统，但理性传统在西方哲学的发展中逐渐取得主导地位。最早的关键性变化是由柏拉图实现的，柏拉图以理念理解存在，对理念世界与现象世界作出了区分，理念被高扬，现象遭贬抑，其结果是感觉与超感觉、自然与超自然、现象与本质的分裂、对立。柏拉图哲学开创了以理性方式认知人、认知存在的历史，怀特海称“两千五百年的西方哲学只不过是柏拉图哲学的一系列脚注而已”，[(13)]海德格尔则指出：“一切形而上学（包括它的反对者实证主义）都说着柏拉图的语言。”[(14)]经过亚里士多德和中世纪经院哲学的发展，当西方哲学演进到近代时，笛卡尔通过“我思故我在”对“自我”的确认将西方哲学思维的触角由外部世界进一步引向人自身，一方面，由于对“我思”的特别强调，理性取得了不同寻常的优先地位，另一方面人被确立为特殊的主体，柏拉图所开启的理念世界与现象世界的分裂进一步转化为主体与客体的明确区分和对立。尽管康德意识到笛卡尔哲学所造成的分裂并试图为理性划定界限，为信仰留下地盘，但最终未能突破笛卡尔的“我思”模式，更未能阻止西方哲学向黑格尔哲学的演进。通过对西方哲学传统中的理性预设的大声张扬，黑格尔将整个宇宙，包括人类历史和精神都归结为一种逻辑或理性秩序的运行发展，西方哲学的理性传统发展到极至，主体与客体、人与世界的对立在黑格尔的逻辑大全中不仅未得到消除，反而变得更加尖锐。
　　 以上考察表明西方哲学在其发展中形成的主要特征是：一方面，理念世界与现象世界相分裂，对超感性的、超经验的、形而上的本体的追求具有优先性。另一方面，主体与客体对立二分，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主要表现为前者对后者的征服。这两方面的特征又与西方哲学的表象思维方式密切相关，在表象思维方式中，一方面存在者的存在将自身显示为根据或原因，根据则将自身显示为在场性，存在被实体化，主体与客体成为独立自存的实体，另一方面人作为特殊主体将其他存在者对象化为客体，存在者的存在的意义表现为它作为对象被置于人的支配之中，主体与客体被对立起来。具有以上这种特征的西方哲学在促进西方文明的勃兴中发挥过积极作用，但当西方工业文明的弊端日益暴露出来时，作为这种文明的形而上学根据的西方哲学也自然就面临着危机。西方哲学中的非理性主义传统在认识和挽救这种危机方面做出过有益的尝试，但无论是克尔凯戈尔的“孤独的个体”，尼采的“权力意志”，还是萨特的“反思前的我思”都未能超越西方哲学传统即理性主导的传统。正因为如此，海德格尔称尼采的学说为“极端地展开了的笛卡尔的学说”[(15)]在海德格尔看来，西方哲学的发展史是存在的遗忘史，由柏拉图肇始经笛卡尔发展到尼采完成的历史是形而上学史，在现代技术的“框架”（Ge—stell）本质中形而上学发展到顶点，“表象—计算性思维”在西方哲学中取得统治地位。正是在这种境遇中，海德格尔哲学发出了“克服形而上学”的呼吁并踏上了克服形而上学、超越西方哲学传统的“林中路”。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海德格尔哲学步入了一个与禅宗相通的境界。
　　 但是，海德格尔哲学与禅宗究竟如何相通呢？这无疑是问题的症结之所在。决定性的因素在于具有典型的东方哲学品格的禅宗缺乏西方哲学的形而上学特质，或者说根本就未受过西方形而上学的浸染，禅宗所走的是一条超越人与自然、人与世界的对立的道路，西方形而上学意义上的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紧张关系从来就未真正成为困挠禅宗的核心问题，西方哲学中理念世界与现象世界的分裂、主体与客体的对立二分及其表象思维方式恰恰为祥宗所排遣，禅宗在对人与世界的观照中所表现出的东方哲学思维方式和精神境界与海德格尔哲学超越西方哲学传统、寻求非形而上学表达之思正相契合。
　　 西方哲学视哲学为一门学问，其宗旨是要将人由现象世界引向理念世界，西方哲学为人营造的是一个抽象本质世界，作为对西方哲学传统的反叛，海德格尔哲学无可奈何地承认“哲学就是形而上学”[(16)]，并另辟蹊径而走向思。海德格尔对思的崇尚表达了一种新的哲学观，即哲学应把人从抽象本质世界中解放出来，拉回到现实的生活世界之中，禅宗作为哲学则表现为一种生命的形式，引导人超越知性的限域返回圆满常住的世界。海德格尔力图使哲学摆脱形而上学的概念逻辑和理性法则的统治，禅宗则时时提防陷入概念逻辑的深坑。因此，尽管海德格尔哲学与禅宗的表现形式不同，风格、特点不同，前者具有西方哲学所特有的精纯的形而上气质，后者则映现出具有东方哲学品格的、浓郁的、活泼泼的生命意趣，但两者体现出哲学精神上的相通。
　　 海德格尔哲学和禅宗精神上的相通可以进一步从海德格尔哲学的“存在”、“本然”（Ereignis）概念与禅宗的“佛”、“道”概念的比较中体察。首先，海德格尔通过“存在论差异”将存在与存在者区分开来，存在不再被理解为实体或对象，佛、道作为众生对自己本性的体证，作为显现本体即对宇宙万物本体的契证也是非实体性的、不可对象化的。在海德格尔哲学中对存在本身的追问被称为：倒数第一个问题”，传统形而上学对存在者的存在的探求则被归结为“倒数第二个问题”，在禅宗中，佛、道作为“不道之道”是“第一义”，能说出的则属“第二义”。在海德格尔哲学中，存在是不可定义的，[(17)]在禅宗中，对佛、道的体悟不可说，“说似一物即不中”，[(18)]“思之不及，议之不得，故曰不可思议。”[(19)]其次，海德格尔将对存在的理解引入无的层面，视无与存在为一体两面，无就是存在本身，在西方哲学中对无做出了最为深刻的理解，表现出与禅宗对空、无的理解的惊人相似。通过对畏所启示的无的分析，海德格尔哲学展示了一种没有主客之分的人与世界浑然一体的苍莽境界。在禅宗中，“空为道本”、“平常心是道”，[(20)]二元对立被彻底消解，作为一种生动活泼的体验，佛、道展现出的是一个无分别、一能所、冥主客的圆融自在的境界。[(21)]最后，当海德格尔走向其思想的另一个开端时，“本然”被理解为存在的真理的发生，人与存在的相互归属和相互引发成为一种自然而然之“事”，禅宗将道家的“自然”融入“佛性”的内涵，佛性被理解为本来自足的心性本然状态，在这方面，从海德格尔哲学和禅宗中都能看到老子“道德自然”思想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