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思与禅在对人的非二元性的体证中表现出精神上的相通，但这并不能排除二者之间存在的差异。作为不同文化传统的产物，思对人的二元性的批判反映出对西方文化的现当代发展的危机意识，是对主客对立二分模式的一种深刻反省。禅也是对传统佛教的革新，但这种革新是在中国所特有的、与西方不同的，即自然被认定内在于人的存在，人被认定内在于自然的存在，不存在心灵与肉体之间、主体与客体之间或人与神之间的绝对分歧这样一种文化基础上进行的。思不得不背负着沉重的西方文化传统，在寻求克服形而上学的道路上，思不得不经常停下来拆除传统所设置的重重路障，思几乎对所有西方哲学传统中的基本概念都不得不做出重新思考，这种局面使思举步维艰，而且往往不得不陷入概念、逻辑的深坑。与思对人的多层面的细致的分析、解剖不同，禅对人的非二元性的体证往往来得简单明了，直截了当，“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禅宗宗旨淋漓尽致地发挥在禅宗对人的非二元性的体证中。也正因为如此，如果我们仍视思为一种哲学的话，那么禅宗作为“非宗教的宗教”或“非哲学的哲学”仍属一种宗教，虽然“禅非坐卧”，但对“真人”的体认中宗教式的“证悟”的成分很多，或者说禅宗在引导人的彻悟过程中仍然得设置各种各样的方便设施。因而，思与禅之间的差别在一定意义上是哲学与宗教的差别，或者从另外一角度看，如傅伟勋先生所言，海德格尔与禅宗之间的差别是“学问的生命”与“生命的学问”之间的差别。但是，“学问的生命”与“生命的学问”之间原无冲突对立可言，反有相辅相成之妙，二者的沟通融贯是未来哲学的希望。
　　 　　三、人与存在或人与佛之间
　　 应该说，思与禅对人的追问的立足点是有所区别的，海德格尔所关心的既不是如何消除人的痛苦，也不是如何引导人成佛，海德格尔以“此在”指称人的存在，其根本旨趣在于强调人是存在的意义自我揭示或发生的所在，禅宗禀承佛教传统，其出发点在于如何消除人生的痛苦，如何引导人的解脱，禅宗言“心”说“性”，谈“佛”论“道”，始终围绕人与佛的关系而开展。人与存在、人与佛这两大主题进一步反映出思与禅在人的问题上的冲突与融合。
　　 “存在”和“佛”分别与思和禅对人的理解密切相关，作为两种不同思想中的“基本概念”，二者之间无疑是不能相互等同的，但是从其义理性格上看，我们毋宁可以视“佛”为“存在”同等层次的“范畴”，或者说，“佛”与“存在”表达着一种共通的境界。在海德格尔那里，存在的意义或存在的真理是“倒数第一个问题”，是不可定义、不可言说的，在禅宗中，“佛”作为“第一义”，“说似一物即不中”，同样具有不可言说的性质。在海德格尔那里，“存在”是非实体性的，具有非对象化性质，在禅宗中，“佛”同样也是非实体性的，不可能被对象化的，如在敦煌本《坛经》中，慧能大都是用描述性的语言来说明佛性（自性）“如何”或“怎么样”，而从不说佛性是“什么”。海德格尔反对作为万物创造者和统治者的上帝，“存在”与“上帝”没有任何瓜葛，基督教的上帝观念、作为宇宙永恒的和支撑的力量的“梵”的思想等等也是与禅宗格格不入的，海德格尔反对“上帝”，但一定不会反对“佛”，“佛性”使然也！在海德格尔那里，“本然”作为人与存在的相互归属和相互引发乃自然而然之“事情”，在禅宗中，“佛”作为本来自足的心性本然状态彰显着人的“本来面目”。
　　 在海德格尔看来，人“在世界之中存在”时，在“让存在者是其所是”时，显现着存在的意义或存在的真理，但当人忘却“存在”，丧失“存在”之“故乡”时，或者说当人以“存在者”去把握“存在”时，人就会陷入非本真性或非本然性的“无根”状态，在这种人的日常生活的常态中，存在被遮蔽。但是人的此种“非本真的存在”与“本真的存在”之间不存在二元对立，此在虽陷入“沉沦”，但转俗成真永远可能，　　　 通过“决断”（Entschlossenheit ）或“一切放下”（Gelassenheit），人终能“归真”。在禅宗中，即心即佛，人佛无间，虽然“心”有真妄之别，妄心为“执著之心”，真心为“本然之心”，但真妄之心并非两种截然不同之心，二者均统一于人的当下现实之心，此心“无相无念无住”，与佛不二，“自性迷，佛即众生，自性悟，众生即是佛。”（敦煌本《坛经》）众生与佛归于一心，此心圆满具足一切，人只要在行住坐卧中念念无著，自识本心，自见本性，便能大彻大悟，成佛成道，自然解脱。禅宗所说的人的此种彻悟与海德格尔所说的“一切放下”的人的本真存在的实现，所彰显的是一种共通的人的解放的境界，在此种境界中，一切形式的二元对立都被消解，人与存在、人与佛之间圆融无碍，任运自然。
　　 那么，海德格尔对人的本真生存与非本真生存的区别和禅宗的“心”的真妄之别是否可以等同呢？显然不能。这是因为，禅宗通过将真妄之心统一于人的当下现实之心，进而达到“平常心是道”、“日日是好日”、“行住坐卧，无非是道”的体认，“本然之心”与“执著之心”的分别被最终取消，“当下一念之心”即是“本然之心”，任何分别都是对心佛圆融不二的限制、破坏。海德格尔虽然认为非本真生存只不过是本真生存在日常生活中的某种变式，本真生存并不漂浮于沉沦着的日常生活之上，但此在的非本真生存总归是对存在的遮蔽，本真生存与非本真生存之间虽无二元对立，也无道德评价意义上的善恶之分别，但非本真生存毕竟与本真生存不同。也就是说，禅宗最终通过“平常心是道”的体认消解了“本真”世界与日常生活世界的分别对置，完全确认了日常生活的至当性，人因而“随处作主，立处皆真”，但从海德格尔那里，显然得不出这样的结论。可见，禅宗所说的日常自然与海德格尔所说的此在的非本真的日常平均状态是有区别的，前者作为“平常心”的体现自然运作，现实人心与佛道在其中相互融通。后者则意味着此在不立足于自身而以“众人”的身份存在，因而失本离真。但是，如果我们考虑到，“平常心”蕴含着反对放纵与逐物，反对与物对待，强调我法二执双破的前提，“平常心”体现着心佛不二，任运自然的境界，而此在的非本真生存并不表示任何消极的评价，而是意味着此在与世界的相互牵挂和相互构成，为此在的基本生存论状态即“在世界之中存在”提供最基本的证明，我们就能体察出，思与禅殊途同归，二者以不同的方式彰显着人与世界的浑然一体，也进而从不同的角度领会着人与存在或人与佛的沟通，体会着“如其本然”的“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