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思中，虽然海德格尔开宗明义地表明他关注的是存在的意义或存在的真理，但思之“林中路”是从对人的追问开始的，海德格尔试图通过对此在的分析开显存在的意义。我不赞同认为早期海德格尔与晚期海德格尔有根本区别的观点，但早期海德格尔之思与晚期海德格尔之思的侧重点确有不同，这表现为在经过其思想的“转折”之后，海德格尔直接地思入存在，此在由具有优先地位的存在者转而成为在天、地、神、人四方游戏中诗意地栖居的一方，存在则作为本然的存在“如其本然”，经此“如其本然”，人被归属到本然之中，进入其本真之境。思也因而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张力，一方面，人与存在相关，对人的理解被拉向“神秘的”存在，另一方面，思又教人处处体验到生命的意义就在于在世界之中存在，在于置身于生活世界之中。如果说，思在其“林中路”上是从人走向存在，那么禅在对人与佛的观照中，则是从佛走向人。佛教虽以解除人生痛苦为旨趣，但始终“以佛为本”，禅宗通过“即心即佛”、“非心非佛”、“平常心是道”的体认，将传统佛教中的“佛”一步步拉近当下现实人心，直至“佛”与“道”通，人与自然平等一如，人的自由解脱被视为禅的根本目的。跟思与禅的此种不同的理路相关，在海德格尔那里，人由最初具有优先地位的存在者退居为“存在”的邻近、“存在的看护者”，退居为天、地、神、人四方游戏中的一方，在禅宗中却有一个从“佛”的大背景中转入“众生”背景中理解人的过程，经过禅宗人一代一代的不断探索，“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发展为“即心即佛”，这一过程最终导致“人”从“众生”之中突出出来。禅宗对人的理解的此种历程使不少人认为，禅宗对人的认识代表着中国人的主体意识的觉醒，代表着一种“人文主义的探索”。我不赞成这种观点，我的看法是，思与禅的此种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西对人与自然、人与世界的关系的认识历程的差别。海德格尔之思从人走向存在，在一定意义上是对西方现代文明高度发展之后的一种反思，也是海德格尔克服形而上学的必然之途。禅宗从佛走向人，是对传统佛教的革新，也可以说是禅宗所处的时代的一种精神折射，但是依照禅宗精神，“人”无论如何从“佛”中脱离出来，“人”无论如何从“众生”中突出出来，都决无产生主体意识或主体精神的可能，因为一个独立的、外在于世界的主体是与禅宗精神格格不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