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目
　　 一、法藏的生平和著作
　　 二、法藏的学说师承
　　 三、法藏的思想体系四、《华严经》的成书与影响
　　

　　 一、法藏的生平和著作

　　 康居侨裔法藏，字贤首，佛教华严宗派的创始人。他的祖父是康居国（今撒马尔罕一带）寄寓我国的侨民。父亲名谧，唐王朝曾赠与左卫中郎将官职。因为他是康居侨裔，所以人们又称之为康法藏。我国从后汉时起，凡外来的译师，习惯上都在他们名字上冠以原国名，如来自天竺的竺法兰，来自月支的支娄迦谦，来自安息的安息高，来自康居的康孟祥等等。《高僧传》说法藏“姓康”，严格讲，它并不同于我国一般所称的姓。
　　 唐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法藏出生于唐都长安。他幼年时期的生活、学习情况，没有史料可资稽考。只知从十六岁起，他便到处参访、问学。从参访、学习行动的自由情况看，当时对外侨的管理、教育，与本国平民还是一视同仁的。据续法所撰《法界宗五祖略记》（下简称《略记》）讲，显庆三年，法藏十六岁，“炼一指于歧州法门寺舍利塔前，作法供养，誓悟佛乘。”炼指，是佛教徒舍身供佛的一种宗教行为。法藏这一番表示，说明他对佛教信仰的虔诚。康居人多信佛，看来法藏的家庭也是信仰佛教的。据崔致远《唐大荐福寺法藏和尚传》（下简称崔《传》）记载，法藏“燃指”的第二年，即显庆四年（公元659年），“徧谒都邑缁英”后，“遂辞亲求法。于太白山，饵术数年”。法藏去见智俨，智俨很赞赏他提的问题有卓见，“或告曰：是居士云栖术食”云云。看起来，法藏在学佛的过程中，还学过神仙道术。《略记》没有讲到云栖术食，却有“后闻慈亲不悦，归奉庭闱”的话。如果法藏在太白山学佛，按他家人的宗教信仰说，他的父母是不会“不悦”的。他“炼指”时，未遭父母反对，还引起了慈亲的关心（注：唐代崇信老聃，道教盛行。法藏学神仙道术，完全有此可能。崔《传》第七“修身善巧科”中，即直云：“因入山学道，属慈亲不愈，归奉庭闱。”愈，通愉。），在太白山这段时间究竟有多久？崔《传》说是“饵术数年”，可能不会太短。《略记》对此，则讲得很含混，似乎去太白山的当年就到了智俨门下听讲了。不过《略记》关于智俨事迹的记载中，有“龙朔二年（公元662年）海东（今朝鲜）义想公同元晓公入大唐国。……想公来云华，礼事和尚（指智俨），愿为弟子，与藏公同学”的话，假如法藏先义想一年到智俨门下，那末法藏在太白山就有三年左右的时间，与崔《传》“数年”之说还是符合的。照此推算，法藏和义想在智俨门下同学，年龄当在二十岁上下。有关法藏二十岁以前的活动，就只能凭据上述简略资料，得出这样一点片断了解。
　　 投师与披剃　法藏去云华寺时，智俨正在寺中讲《华严经》。法藏当场提了几个问题，很受到智俨的赞赏。智俨说：“比丘义龙辈，尚罕扣斯端，何计仁贤，发皇耳目！”当时法藏尚未出家，所以智俨拿他和比丘比较。认为那些有学识的比丘还提不出这样的问题，没料到你这青年居士，倒有这般使人耳目一新的见解。足见法藏在和智俨第一次见面中，就给智俨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法藏在智俨门下，大约住了九年。总章元年（公元668年），智俨将要死时，法藏仍然没有得到机会披度。智俨对这事很关心，只得嘱托道成、薄尘两位道友说：“此贤者注意于《华严》，盖无师自悟。绍隆遗法，其惟是人。幸假余光，俾沾剃度。”（《略记》）智俨已认定法藏是一个好的接班人，度他出家的心情很切。当时度人为僧，要朝廷批准。度僧又总是在国家婚丧大典时，才有机会。咸亨元年（公元670年），法藏二十八岁，碰上武则天生母荣国夫人的丧典（注：《资治通鉴》卷二百一，作“（九月）甲申，皇后母鲁国忠烈夫人杨氏卒。敕文武九品以上及外命妇并诣宅吊哭。”），则天为了“广树福田”，就度了一批人为僧，并舍荣国夫人宅为太原寺。法藏这才得到剃度的机会，并奉诏住于太原寺。
　　 上元元年（公元674年），法藏三十二岁。虽然已剃度四年，然尚未受具足戒，成为正式的比丘僧。据《略记》讲，这年，“有旨命京城十大德为师授满分戒。赐号贤首（原注：即署字为号也）。复诏师于太原寺讲《华严》。端午节，天后遣使送衣五事。”《略记》这段记载，十分含混。是十大德专为法藏授戒呢，还是给同时剃度的一批僧人授戒呢？按佛门授戒，一律平等，是不会搞特殊化的。再说，“赐号贤首”一语，也有些费解。赐号，在当时同授勋一样是一种荣典，在此授戒例行宗教仪式上，为什么要给与其中某一僧赐号呢？法藏字贤首，这名与字，看起来也是原就取定了的。《略记》强为之解，于是加注云：“即署字为号也”。但在下文又露了马脚。法藏死后，《略记》又记载有“勅谥贤首”的话。那末，“贤首”究竟是生前的赐号，还是死后的勅谥呢？《略记》的撰者，在前后文中也弄得自相矛盾起来（注：《佛祖历代通载》卷十二，记赐号贤首，是在天册万岁元年（公元695年），与此处所说的上元元年，时间相差二十年。真有赐号一事，是法藏一生中值得大书特书的荣典，各书何以如此矛盾百出。）。较早的资料崔《传》里面，就没有提赐号贤首的事。崔《传》说：“释法藏者，梵言达摩多罗，字贤首，梵言跋陀罗室利。帝赐号国一法师。”他将法藏贤首的梵文音训都记下了，可见名与字是原就取定的。赐号是“国一法师”，并非“贤首”。崔《传》写于天复四年（公元904年），距法藏死已百九十三年。但崔致远自述咸通十五年（公元874年）已在西京。他终究是活动于唐末的一位新罗学者，凭据的资料和传闻，肯定比《高僧传》的作者賛宁（公元915-1001年），《略记》的作者续法（公元1641-1728年）可信一些。查唐译《华严经•贤首品》有这样的颂文：“信为道元功德母，长养一切诸善法。断除疑网出爱流，开示涅槃无上道。亦为法藏第一财，为清净手受众行。”其中讲到“信”是“法藏第一财”，宗教以信为首。法藏本人是研究《华严》的专家，读到这些话，启发他为自己取定名字也完全可能的。再说，法藏撰写《华严经传记》中，在智俨传里讲到了智俨的“门人怀齐、贤首”云云。写老师的传记，弟子怎好以帝王的赐号来自称呢？我认为，“赐号贤首”之说，是没有可信的资料做根据的。
　　 参加译场　法藏参与译事之后，对他奉以创宗的《华严经》，既是补遗，又是再译，用力尤勤。《华严经》的大本，在东晋时，即由佛贤于建康的道场寺译出。经过东安寺慧严、道场寺慧观、学士谢灵运等人的润文，由原译五十卷，分成六十卷行世，世称“六十华严”。调露元年（公元679年），地婆诃罗（日照）来我国，带来了《华严经》的梵文原本，法藏就与日照进行勘校，发现“六十华严”有两处脱文，于是奏明唐朝廷，便奉勅与成、尘、基师等于西太原寺译出补之。并依六十卷本为定。武则天即位，又派人去于阗求索《华严》梵本，还请了实叉难陀（喜学）回来。证圣元年至圣历二年（公元695-699年），再译八十卷本问世，世称“八十华严”。这次再译，梵僧战陀、提婆译语，法藏笔受，复礼缀文，圆测、弘景、神英、法宝等证义，五年功毕。这个再译本，据崔《传》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