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益数品新言，反脱日照所补。文既乖绪，续（读）者懵焉。藏以宋唐两翻，对勘梵本，经资线义，雅协结鬘。持日照之补文，缀喜学之漏处，遂得泉始细而增广，月暂亏而还圆。今之所传，第四本是。清凉山钲国沙门澄观疏玄义云：其第三本，先已流行。故今代上之经，犹多脱者。愿诸达识，见缺而续之。照这样说，实叉难陀译本，虽然增添了九千偈，倒反把日照所补的脱文漏掉了。法藏于是又做了一番补漏工作，成为第四本（晋译本、日照补遗本、唐译本、法藏校补本）。按理，翻译是依照原文一字一句地迻译，译时又有传语、笔受、缀文、证义等一套人马，不应该出现脱文，况且多达两处。现在再译本又出现脱文，所脱的又恰是日照所补的两处，未免太巧了。这很可能原本就是有两个不同的传本。从法藏参与一系列的译事活动看，他对《华严经》这一根本经典，花的功夫是不少的。
　　 除《华严》外，法藏还与日照及道成、薄尘、大乘基等，共同译出过《密严》等经，《显识》等论十有余部，二十四卷。慧智度语，复礼润文。
　　 久视元年（公元700年），于东都三阳宫与实叉难陀译出《入楞伽经》。
　　 长安二年（公元702年），于西京清禅寺与实叉难陀译出《文殊师利授记经》。三年，与义净等共译《金光明最胜王经》第二十一部，一百十五卷。法藏为证义。
　　 神龙元年（公元705年），奉诏与弥陀山译《无垢净光陀罗尼经》。二年，奉诏与菩提流支于西崇福寺译出《宝积经》，法藏为证义。
　　 景龙二年（公元708年），同义净译出《药师琉璃光七佛本愿功德经》等。
　　 据以上资料，法藏在调露元年参与译事起，至景龙二年的十二年间，参加的翻经活动是相当多的。崔《传》称他“本资西胤，雅善梵言，生寓东华，精详汉字。”由于原笈康居，就懂得梵语，在中国生长受教育，又精通汉文，这在当时确是一位难得的翻译人才。
　　 賛宁在《续高僧传•法藏传》中，有下列一段话：
　　 （法藏）薄游长安，弥露锋颖，寻应名僧义学之选。属奘师译经，始预其间。后因笔受、证义、润文、见识不同，而出译场。就史实考查，賛宁这段话是很成问题的。因为玄奘死时（公元664年），法藏才二十二岁，说玄奘开译场，法藏“始预其间”，始预于何年虽无记载，但据情推，应在玄奘死前数年，法藏可能只有十多岁。一个十多岁尚未出家的青年，怎能应“名僧义学之选”？再说，玄奘译场的笔受、证义、润文等人选，都是来自全国“谙解大小乘经论，为时辈所推”的名僧大德，经过朝廷批准的（注：《慈恩传》卷六，“将事翻译，（玄奘）乃条疏所须证义、缀文、笔受、书手等数，以申留守司空梁国公房玄龄。玄龄遣所司具状发使定州启奏。”证义十二人，缀文九人，字学一人，证梵语梵文一人，《传》中都有具体的名字。）。法藏在当时有什么资格能应其选？在译场中，笔受、证义、润文都是各有专职的，法藏究竟参与何项专职，何以能和各项专职人员都发生“见识不同”的问题呢？退出译场，怕也不是那么容易吧。据有关史实，玄奘的译场，组织是很严密的，难道不经朝廷任命，可以自由参与，不经朝廷批准，可以自由退出？这些都属常识问题。贤首宗人所编造的这套不经之谈，崔《传》即不见记载，连续法的《略记》也未采用。不知賛宁何以竟见不及此。
　　 “华严和尚”法藏对《华严》是深有研究的。例如，他第一次见智俨时，别人对智俨介绍：“是居士云栖术食，久玩《杂华》。”（按：《杂华》即《华严》）智俨将死，把法藏嘱托给道成、薄尘两人时也说：“此贤者注意于《华严》，盖无师自悟。”又如，总章元年（公元668年）他去找一位婆罗门释迦弥陀罗，请授菩萨戒。有人对这位婆罗门说：“是行者诵《华严》、兼善讲《梵网》。”（崔《传》）这些都是法藏出家以前的事。而研究《华严》的名声，已誉满道路。出家后，前后参与几位译师对《华严》的再译、补遗、勘校等工作，用力至勤。在法藏一生中，据崔《传》的记载，他“前后讲新旧两经，三十余遍。”宣讲的次数也不少。他的宣讲具有诱惑听众的力量。当时的信徒们对法藏的宣讲《华严》，是十分崇拜的。法藏关于《华严》的撰著也多，下文再作介绍。他在晚年，还奏请唐王朝“于两都及吴越清凉山五处起寺，均牓‘华严’之号”。这样一个以毕生精力从事《华严》研究和宏宣的和尚，无怪人们都不称其法名而尊之为“华严和尚”了。后来，中宗、睿宗给法藏的《诏》、《诰》一类文件，也总是以“勅华严师”云云开头。可见他以《华严》名家，创立“华严宗”，信非偶然。
　　 由于武则天、中宗、睿宗都信仰佛教，再加上法藏在当时有一定的号召力可资利用，因此他受到了唐王朝的特殊礼遇。不妨先看看武则天对法藏的崇礼吧。法藏的披度，原是武则天为纪念死去的母亲，舍宅为寺，广树福田而得到批准的。披度后，又允许他住在舍宅为寺的太原寺内，成了武则天的家庙和尚。法藏又是一位有学问的和尚，自然更会受到武则天的另眼相看。例如，出家不久，尚未受戒，就“承旨于所配寺讲《百千经》（即《华严》）”（注：这是崔《传》的记载。《略记》则说是受戒后，武则天于端午节遣人送衣等。又法藏《华严经旨归》“……六下本经者，谓彼（龙树）所见下本有十万偈，现传天竺。梁《摄论》中名《百千经》，即十万也。”）。当时正当端午，则天派人送去衣裳五事，信中还说：“今送衣裳五事，用符端午之数。愿师承兹采艾之序，更茂如松之龄，永耀传灯，常为导首。”可谓颂扬之至。武则天即帝位，更是随时请法藏入内道场讲经。长安四年（公元704年）冬杪，武则天“寝疾，居长生院”（《资治通鉴》），还“勅众僧于内道场，建华严法会”。法藏著名的《金师子章》，答武则天问，就是这次的讲述。《略记》云：“时天后召师于长生殿（即长生院），问六相、十玄之旨。师指殿隅金师子为喻，晓之。至一一毛头各有金师子，一一毛头师子同时顿入一毛中，一一毛中皆有无边师子，如是重重无尽。后乃豁然。随贡《金师子章》一篇。”这或许是法藏与武则天最后的一次见面了。因为第二年的正月，武则天即被废，十一月就死了。
　　 武则天死，昏庸腐朽的中宗复位，对法藏仍是褒奖有加。崔《传》记载：“属神龙初，张柬之叛逆（注：这是唐皇朝内部一次争权斗争。拥护李唐的张柬之等人，趁则天病重，诛了拥护武周的张昌之兄弟，逼则天交出了政权。后来又有反复，武三思杀了张柬之等。每一次厮杀，成功的一方，照例要封赏一番，以收买奴才。所谓“策勋”就是玩弄的这套把戏。），藏乃内弦法力，外赞皇猷。妖?既歼，策勋斯及。赏以三品，固辞固授。遂请回与弟，俾谐荣养。”当权的统治者，“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欲与之赏，自然也有借口。他们在庆功之余，必须有所奖赏，以示恩惠。所谓“内弘”、“外赞”云云，只是例行文字。沙门原以静处山林，不拜王侯为贵，自唐武后一朝开始，赐紫，封爵之风滥及比丘，僧伽制度，因而破坏。汤用彤谓“武后一朝，对于佛法，实大种恶因。”前此啸傲王侯（如慧远）、坚守所志（如太宗请玄奘为官不从）之风渐灭，僧徒人格，渐至卑落矣。”（《隋唐佛教史稿》（一），见《中国哲学》第三辑）赐紫封爵之类，不仅导致僧制腐化，且给国政带来了祸害。宗教徒仅在山林、民间影响范围尚小，一旦立足朝堂，危害就不堪设想了。法藏对中宗的“赏以三品”“固辞”不受，在“固授”不得已的情况下，“请回与弟”，愿意遵守僧伽不慕荣利的本分。中宗对法藏也很尊敬，既礼为菩萨戒师。赐号国一，又“勅令写师真仪，御制赞四章。”（注：崔《传》具载赞文。）睿宗即位，也“诏华严和尚为菩萨戒师”。所谓“五门帝师”云云。这些材料可以说明法藏在唐王朝的地位与受到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