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如人意的根本原因，是中国宗教自身还没有从几千年的影响和近百年的烙印中走出来，没有实现自身的现代化。这就是中国宗教改革的原因，一个现代化的中国需要包括宗教在内的各个领域的现代化。而没有各个领域的现代化，中国的现代化也就落了空。宗教已不适应现代化的进程，因此，必须改革。

　　 至此，在 1949年之后近半个世纪的历程中，宗教从“精神鸦片”，从“迷信”“落后”的同义词，从一度成为专政的对象之一，终于转变为可以同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可以以其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社会服务。这样一种现状，历经坎坷，来之不易，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意识到 可以而且必须“适应”，可以而且必须“服务”的重大意义。

　　 如果讲“中国宗教改革”，不抓住“适应”与“服务”，无异空谈。

　　 中国宗教还没有充分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转变，还没有 充分适应改革、开放的大形势。

　　 中国宗教还没有充分服务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转变，还没有 充分服务于改革、开放的大形势。

　　 中国宗教之改革，正是要从自身变起，从而实现“适应”与“服务”，同时，在“适应”与“服务”之中，使中国宗教实现现代化。

　　 光沪兄在《论纲》中也对历史做了回顾和判断，有不少可取之处，但其论证的结论之一是“宋明以来尚未完成的三教合一的进程……更可以成为新的改革之基础和动力。”就此而言，是一个基本判断的失误，正如上文所讲到的那样．“三教合一”已成为历史的陈迹，再也不可能继续进行。自封建时代结束以来，宗教界、知识界乃至政界所做的都是把三教“剥离”开来的工作，不剥离，就无法实现各教的独立的创造性的变革和发展；不剥离，就无法扭转混淆历史、混淆神系、混淆信仰、混淆行为方式的愚昧落后局面。时至今日，电视电台报纸刊物以及政府文件常常抨击的“乱建庙、乱拜佛”现象，几乎无一处不是未经剥离的“三教合一” 历史沉渣在泛起，这种“合一”在理论上走到了尽头，在现实中只有被取缔的一条出路。

　　 由于光沪兄以“尚未完成的三教合一进程”作为立论的基础，因此，在《中国宗教改革的方向》一节中，他进而提出了“作为集合体的中国宗教（趋向合一三教）的改革方向”。

　　 光沪兄的改革方向，在理论方面，是反历史、反现代的。历史的潮流是多元化，是个性化，是创造性的独立发展；寻求一元，强调共性，抑制独立发展的创造性，当然是反历史的。现代的标志是以人类一切可考的历史知识为依据，找出清晰的思想体系，辨析各种思想的本质差别；格义、类比、归纳、从模糊到混淆，当然是反现代的。

　　 在实践方面，这种“改革方向”将产生严重的后果。从政府执政的角度看，这种“改革”只能导致对各种宗教的强制干预，或有意识地向一种模式“推进”。早在公元574年（北周太建六年），北周武帝就已做过这种事。他经过数年的准备，执意要建立一种统一的“中国宗教”，所以佛、道二教俱废，而以佛、道名德者120人为“通道学士”，设“通道观”。只不过，仅仅过了六年，这种“改革”便告失败，佛、道复兴。光沪兄认为；“‘会而不通’的局面早就应该结束。”其实不然，“通道观”是修不起来的！各种宗教能共存共荣，会于利民，已是千古幸事．又何必一定要搞个一元化的“通道”呢？

　　 从基层实践的角度看，这种“合一”的改革只能带来民众思想的更大混乱，引发“邪教”的出现和滋蔓。明清两代的各种民间宗教中，从事“三教合一”的宗教家不胜枚举，仅以最符其名的“三一教”教主林兆恩而言，他对三教已绝非“会而不通”，而是“儒为立本；道为入门，释为极则”。难怪何心隐评价他说：“儒、道、释大事也已为孔、老、释迦做了。此后只三教合一是一件大事，又被吾子作了。”当代民间宗教学家马西沙先生在引述了何心隐这段话后曾指出：“认为三教合一是世间大事，却反映了那一时代知识分子相当普遍的认识，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光沪兄已是20世纪90年代的学者，学贯中西，居然又将“三教合一”作为“中国宗教改革的方向”，岂不怪哉？！

　　 况且，我几年来曾读到不少以气功面目出现．实则带有民间宗教（或邪教或新兴宗教）萌芽色彩的材料，它们的主张不仅是“三教合一”，甚至是“五教合一”、“万法归宗”，俚俗粗劣，不一而足，但它们的主张，就实质而言，与光沪兄指出的“改革方向”并无区别，只是缺少些“有序化”、“无序化”、“象征体系”、“终极关怀”的概念修饰而已。仅以即将迈入21世纪的今天而论，照这种“合一”、“归宗”的方式去“改革”，在日本已有“奥姆真理教”在放毒气，在中国已有“麒麟文化”在大放异彩．民受其毒，国受其害，实在是致乱之道。

　　 二、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宗教？

　　 在谈“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宗教”之前，我还想假设一个命题，即“中国是否需要宗教”，必须申明的是，不管需要与否，宗教是客观存在，而且将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存在下去．据说要到阶级消灭、民族融合之后，才能轮到宗教消亡。那就不知何年何月了。这一点本该毋庸置疑。但为什么仍要提出“是否需要”之问呢？恰恰因为有人不愿正视上述的客观性，似乎中国可有些例外。因此，讲讲“需要”还是必要的，也就是说，宗教不仅是一种客观存在，从社会存在、发展、进步、提高的角度去认识，宗教的存在也应得到更多人的主观理解。如果承认宗教是人创造的，就应该承认人还可以将它改进得完善一些、美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