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同情别人实际上是为想象中处在对方境况中的自己而痛苦。作者特别提到了人们对死者的同情。躺在棺材里慢慢腐烂的死者，其实并没有痛苦和难受，但旁观者仍然觉得他可怜，值得同情。“认为死者自然具有阴沉而又无休无止的忧郁心理，这种想法盖起源于我们与因他们而产生的变化的联系之中，即我们对那种变化的自我感觉之中；起源于我们自己设身处地，以及把我们活的灵魂附在死者无生命的躯体上——如果允许我这样说的话；由此才能设想我们在这种情况下所具有的情绪。”[3]

因此，我们的同情实际上是把自己放到了同情的对象的境况中。这不需要太丰富的想像力，这是人的本性。

这样说并不是贬低同情的价值和必要性。亚当·斯密认为同情对于施与者和被施与者都是重要的。一方面，同情能够减轻不幸者的痛苦：“当不幸者找到一个能够向他倾诉自己悲痛的原因的人时，他们是多么宽慰啊！由于他的同情，他们似乎解除了自己的一部分痛苦，说他同不幸者一起分担了痛苦也并非不合适。”[4]另一方面，同情对施与者的也非常重要：“因为当事人对我们的同情感到高兴，而为得不到这种同情感到痛心，所以我们在能够同情他时似乎也感到高兴，同样，当我们不能这样做时也感到痛心。”[5]所以，我们应该同情受难者，受难者们也需要大家的同情。

这种同情，是社会道德的起源。这使我们想到了孟子。他的道德理论体系，也是以人皆有之的同情心为基点的，只是他没有深入地解释这个问题。

二、为什么我们特别关注得救的人和故事：同情的两面

有人曾批评媒体，在有关灾区的报道中，特别喜欢报道一个又一个的获救故事，而不去多报道那些死难者的悲惨。这是对人性不了解的说法。

用亚当·斯密的同情理论来解释。亚当·斯密对于同情做了扩展的理解。人们的同情，不仅包括同情别人的痛苦，也包括同情别人的快乐。在同情所指的两个方向，人们实际上更愿意同情快乐：“我们对快乐表示同情的倾向比我们对悲伤表示同情的倾向更为强烈；同在想象中产生的对痛苦情绪的同情相比，我们对令人愉快的情绪的同情更接近于当事人自然感到的愉快。”[6]

这也说明，人的本性是趋乐避苦的。人们更愿意通过体会别人的快乐而获得快乐，而不愿总是沉浸在别人的苦难中。

苦难故事重复多了，会使人厌烦的。在鲁迅的笔下有一个祥林嫂的故事。祥林嫂把自己的苦难翻来覆去地诉说，最终使得大家都失去了对她的耐心。这实在不能指责人心的刻薄。亚当·斯密指出，对别人痛苦的同情不会深入和持久：“当我们安慰处在痛苦之中的朋友时，我们的感受又会比他们的感受少多少呢？我们坐在他们旁边，看着他们，当他们向我们诉说自己不幸的境况时，我们严肃而专心地听着。但是当他们的叙述不时被那些自然发作的激情打断（这种激情往往使他们在叙述中突然说不出话来）时，我们内心滋长的倦怠情绪和他们的激动又多么不协调啊！”[7]

所以，他最后结论是：“看来当神使我们承受自己的痛苦时，她认为有此已经足够，因此，不要求我们进一步去分担别人的痛苦，至多鼓励我们致力减轻别人的痛苦。”[8]

因此，震区灾难的惨状带给人们心理的压抑本来就很大了。如果再不厌其烦地报道死亡的情况，反而会给人们心理造成逆反情绪。有一种说法，当死几个人时，是一个灾难，当死亡超过一定的数目，那就只是一个数字了。对灾难的重复，最后导致的是人们同情心的厌倦。

反之，人们喜欢同情别人的快乐。当一个个创造奇迹的获救者出现时，人们会真心实意地为获救者的幸运而欢呼，在想象和移情的同情中，体会到生之欢乐。

这就是为什么大家都喜欢获救故事的原因。

三、为什么关注灾区“儿童明星”：合宜性

在抗震救灾中，人们特别关注的还有一批表现特别的儿童，如“敬礼儿童”、“可乐少年”、“微笑女孩”，还有在废墟下打着手电看书的女孩等。我们关注他们，是因为他们表现坚强。为什么因为他们坚强而特别关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