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理契机与人间佛教的未来——俞学明(3)
2．人间佛教思潮的兴起和推进是对近代中国社会生态的一个回应
人间佛教思想的发端和理论深化，与近代中国社会生态是分不开的。近代中国的时代命运，是人间佛教思潮酝酿、成熟的基础。
从鸦片战争以来，在西方的船坚炮利的屡次轰击下，国人从泱泱大国的美梦中醒来。国门已经打开，闭关锁国成为历史，人们不得不改变原有的对先王祖宗的洋洋自得的迷信，救亡图存成为百年的公共主题，也成为佛教面临、并积极作出回应的主题。
在长期占据意识形态地位的儒家无法应对治世难题的时候，佛教被诸多改革人士当作应对乱世的重要依据。从谭嗣同、梁启超等士人的用佛应世，强调“以心挽劫”(谭嗣同)，“舍己救人之大业，惟佛教足以当之矣”(梁启超)，到中华佛教总会章程明确以“统一佛教，阐扬法化，以促进人群道德，完全国民幸福为宗旨”。佛教以现世的政治理想、社会建设为己任，改变历史上儒家治世、佛家治心的分工状态，原因在于国人同处于积薪危巢、必须同舟共济的局面，佛教不能因其出世的品格而独存。
因此，人间佛教的提倡，超越了佛教内部事务的范围，在当时的社会状况下，佛教还被视作是中国传统文化革命的一个机会和方向。太虚法师试图通过佛教的自身改造来实现佛教作为救世法宝的目的。“今之世间，在多杀之苦痛中，唯佛法能救之。今之人生，在自杀之烦闷中，唯佛法能觉之。故佛法是能救世而觉人的。”太虚把当时的社会现实描述为“盖近时社会堕落，道德沦亡，四境战争，弱肉强食，人格破产，野心如焚，较之禽兽差别几希！”这种社会状况的出现，是科学发展不顾精神和道德，唯发挥其个人欲望的结果，而佛教自身如专注于“清净无为消极白利”，则以之教化传统中国的世道人心尚且不能，何况面对新的社会状况。而三界六凡中，“诸天耽乐，修罗方嗔，饿鬼沈幽于恶趣，畜生终埋于昏迷，六道之中惟人道易修，而谋世界幸福其责亦唯人类所负。”因而，佛教要成为营造新型社会道德基础的中坚力量，必须“人人发其大心，誓行大乘，勇往直前入火宅而度众生，百折不回”，“发扬大乘之精神，畅如来之本怀”。“故必就人乘以正人道，建大乘佛教之基础。”
这种以现实的人、社会、世界为本位、注重佛教的社会功能的理念，在当时受到了各方的支持。三十年代，著名佛刊《海潮音》曾出“人间佛教号”专辑，慈航法师在星洲创办《人间》佛刊，抗战中四川缙云县曾出过《人间佛教月刊》，表明对佛教的人间性导向很多人都有着共识。尤其是在抗战时期，佛教信众积极投入慈善救济、抗战救国的行列，关心国家民生，以服务众生为务，表明佛教的人间性导向受到了人们的普遍认同。
尽管救亡图存在四十年代中叶之后逐渐完成了历史使命，但随之而来的新文化新社会的建设，同样把现实性、人间性推至社会各阶层面前，在这样的时代主题下，佛教的发展被隐含于社会的发展之中，现实社会的建设成为佛教努力的方向。在此基础上，服务于社会、建设人间净土成为人间佛教的落脚点。
3．人间佛教运动的推进是对世界发展大势的顺应
现代文化是以工业化、理性化、现代化为特征。把人间性视作是佛教振兴的立足点，在很大意义上说，也符合了近代以来西学东渐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体现了现代性发展的趋势。尽管在一定程度上，中国社会对现代性的理解是朦胧的，甚至是比附的。但在当时的社会氛围中，人间佛教的提出和倡导，也是佛教自身试图面向现代社会的一种调适。这种调适，在后来逐渐发展成更多契合现代社会的操作性行为。
太虚法师注意到，随着交通方式的迅猛发展，虽各民族、各国还保持着特色，但总体而言，现代人已经逐渐拥有了共同而普遍的思想文化基础，其内容主要有“三事”：其一，现实的人生化；其二，证据的科学化；其三，组织的群众化。因此，要“施设现代协契时机之佛学”，必须考虑到成为世界普遍的思想文化之要素的“三事”。
太虚法师根据这“三事”之大势，提出了“人生佛教”的基本要义：
其一，人生性、世间性：即以人类为中心，以求人类生存发达为目标，建立新佛教。“佛法虽普为一切有情类，而以适应现代之文化故，当以‘人类’为中心而施设契时机之佛学；佛法虽无间生死存亡，而以适应现代之现实的人生化故，当以‘求人类生存发达’为中心而施设契时机之佛学，是为人生佛学之第一义。”
其二，利他性：以悲智双运、普利众生的大乘佛教为对机佛学。“佛法虽亦容无我的个人解脱之小乘佛学，今以适应现代人生之组织的群众化故，当以大悲大智普为群众之大乘法为中心而施设契时机之佛学，是为人生佛学之第二义。”
其三，科学性：科学技术是现代的车轮滚滚向前的推动力。“大乘佛法，虽为令一切有情普皆成佛之究竟圆满法，然大乘法有圆渐、圆顿之别，今以适应重征验、重秩序、重证据之现代科学化故，当以圆渐的大乘法为中心而施设契时机之佛学，是为人生佛学之第三义。”
人生佛教的提出，正是为了顺应科学发展的诉求，契合科学的意味而开展的：“然则欲顺今世之潮流而契时机以行教，则其必含‘科学的’意味矣。故居今而欲契时机以行真理，造成现代之佛学者，则佛学中之人生的佛学最宜。”“今以适应重征验、重秩序、重证据之现代科学化故，当以圆渐的大乘法为中心而施设契时机之佛学。故‘人生佛学’者，当暂置‘天’、‘鬼’等于不论，且从‘人生’求其完成以至于发达为超人生、超超人生，洗除一切近于‘天教’、‘鬼教’等迷信；依现代的人生化、群众化、科学化为基础，于此基础上建设趋向无上正遍觉之圆渐的大乘佛学。”
由此可见，太虚在当时就关注到了现代性发展的趋向，对世界现代性趋势作了自己的理解和诠释，并试图通过佛教内部的改革，从佛教的目标、学修途径和组织管理制度上落实，真正实现与世界大势的契合。
三、全球化与人间佛教的未来
人间佛教已经轰轰烈烈地开展了上百年，其蔚然成风也已经有了几十年的历史，影响之大，遍及世界。以百年之寿，要想继续维持甚至青春常驻，就得敏锐地抓住社会发展的动向，同时应对当前佛教发展的问题，作出明确的定位。人间佛教的未来走向，取决于其所标示的人间性、现世性是否还契应当代社会发展之机，是否契应当代世人的信仰需求，是否依然能够对治当代社会和佛教徒所存在的偏颇和误会。
人间佛教运动的反思和展望，在当下可以关注三个侧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