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试年限，洪武十七年(1384)闰十月，太祖规定“三年一次出给度牒”（注：《明太祖实录》卷167。）。实际上，他四年一度（注：《金陵梵刹志》卷2《钦录集》载有明太祖原话：“三年一次出给的是”，“自洪武十七年十一月初一日截日住罢，候至洪武二十一年为始，方许请给”。自洪武十七年至二十一年，应为四年一度僧。其后，洪武二十一年、二十五年、二十九年先后考试度僧，其他年份则没有，是洪武后期四年一度。）。永乐元年(1403)，成祖重申“三年一给度牒”（注：《大明会典》卷104《僧道》。），实际也是四年一度（注：据《明太宗实录》记载，永乐元年、十三年先后给发僧牒，五年应发度牒而成祖借故未发。其间虽缺永乐九年度僧的记载，但从年限上判断，永乐前期应为四年一度僧。）。十六年十月，成祖下令，儿童出家受业，“俟五年后，诸经习熟，然后赴僧录、道录司考试，果谙经典，始立法名，给与度牒”（注：《明太宗实录》巷205。）。成祖诏令五年一度僧，实际为六年一度（注：永乐十三年度僧以后，至十九年方复给发度牒，所以实际是六年一度。后人仅据诏令，认为洪武后期三年一度，永乐年间改为五年一度。如，《明史•职官志》称：“洪武二十四年，清理释、道二教，限僧三年一度给牒”；《大明会典•僧道》称：“（洪武）二十六年，令各司每三年考试，能通经典者申送到部，具奏出给度牒”，“永乐元年，令三年一给度牒”。二书还将洪武后期三年一度诏令的时间弄错。弘治九年六月，礼部也称，“太祖皇帝有三年一给度之制，以后日渐增多，故太宗皇帝改为五年一度”（《明孝宗实录》卷113）。可见，明人、清人始终未发现当时实际度僧年限。今人疏于考证，随之皆误。），天顺二年(1458)五月，英宗下令“每十年一次开度”（注：《青溪漫稿》卷13《止给度疏》；《明孝宗实录》卷114。）。
　　 (5)限定全国僧人总数。永乐十六年(1418)十月规定，“今后愿为僧、道者，府不过四十人，州不过三十人，县不过二十人”（注：《明太宗实录》卷205。），确定了明代僧人总数也就是三万六、七千人（注：按，《明史•地理志》记载，明代有府一百五十九、州二百四十、县一千一百四十四，则全国僧人总数不超过三万六千三百六十人，所谓“概天下计之，其请给者亦不过三万六千余名”。（《明孝宗实录》卷112）明代中期略有变化。弘治年间有府一百四十七，州二百七十七，县一千一百四十五，“共该额设（僧、道）三万七千九十名”。（《青溪漫稿》卷13《止给度疏》。）。永乐定额成为后朝度僧的参照和顾忌，大臣反对滥度必以永乐定额为言。如，宣德二年(1427)十二月，宣宗命将“多系额外滥收、且不通经典”行童“如例悉遣归”，“若系额内之数，亦待五年考试给与”（注：《明宣宗实录》卷34。）。正统五年(1461)二月，行在礼部议准，“僧、道依太宗钦定额数给度”（注：《明英宗实录》卷64。）。弘治元年（1488年）闰正月，礼部议准，“将十年一度之例停止，待额数不足之日，所在官司照额起送给度”（注：《明孝宗实录》卷10。）。
　　 (6)度牒免费发放。洪武五年(1372)十二月，太祖“诏罢”“免丁钱”，“著为令”（注：《明太祖实录》卷77。），把免费发牒定为“祖制”。其后，直到景泰二年(1451)，度牒一直免费发放。
　　 与度僧制度相配合，明朝建立僧籍制度，以防冒滥。洪武五年(1372)，“命僧、道录司造《周知册》，颁行天下寺、观，凡遇僧、道到处，即与对册其父母籍、告度月日。如册不同，即为伪僧（道）”（注：（明）释幻轮：《释氏稽古略续集》卷2，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2年版；《大明会典》卷104《僧道》。按，此事可疑处有二，其一是它书多不载（而仅记洪武二十五年造《周知册》），其二是当时僧、道录司尚未设立。但我们认为，它是存在的。因为：第一，《释氏稽古略续集》记载明代佛教史实的可信性相当高，并有《大明会典》可为佐证；第二，其同时载有洪武二十五年之事，不存在张冠李戴嫌疑；第三，洪武二十五年令造《周知册》仅针对僧人，而正统元年有“仍造《（周知）册》颁行天下寺、观”之诏，可见此前《周知册》也是针对僧、道两方，而这只有洪武五年可呼应。至于僧、道录司，疑为二书误记。）。《周知册》开列出家者姓名、年甲、籍贯、出家寺观、受业之师及年代、披剃簪戴施主、给牒时间等（注：《金陵梵刹志》卷2《钦录集》洪武十四年辛酉。），详载其各方面情况，以备对验。二十五年闰十二月，又造僧人《周知册》（注：《明太祖实录》卷223。）。其后，正统元年(1436)十月，“仍造《（周知）册》，颁行天下寺、观，以防奸诈”（注：《明英宗实录》卷23。）。万历七年(1579)五月，“立僧、道名籍”（注：《明神宗实录》卷87。）。

　　 　　二

　　 明初为度僧制度建立与完善阶段。除洪武初年，各朝多循制而行，给发僧牒较少。洪武五年(1372)十二月、六年八月，太祖对现存僧、道，包括元朝存留者和元末明初以来出家而无度牒者，先后两次换发和补发度牒57200余人、96328人（注：《明太祖实录》卷77、卷84。），承认其出家资格和身份。为了抑制僧团规模，太祖决定以后对申请度牒者加以考试并限制妇女出家。由于度僧制度尚不完备，考试宽松而频繁，出家者迅速增加。自洪武十五年五月设立僧、道二司至十七年闰十月，又给发僧、道度牒2954名，而行童仍“申请不绝”（注：《金陵梵刹志》卷2《钦录集》洪武十七年甲子。）。太祖遂实行四年一度，且严加考试。永乐年间继续补充和完善度僧制度，发牒较少，所度也主要是藏僧。永乐元年(1403)七月，全国给发僧牒仅352张；五年正月，成祖借口洪武年间规定“民年四十以上始听出家”，下令将所谓“违禁”僧童全部编入军籍，发戍辽东、甘肃；九月，他又拒绝嘉定县僧会司的度僧请求；十三年，给西宁等处僧著失监藏等度牒（注：《明太宗实录》卷21、卷63、卷71、卷171。按，洪武年间，仅有六年规定妇女年四十以上始听出家，以及二十七年下令民人年二十以上方许出家，并无永乐五年正月所谓“民年四十以上始听出家”之说，成祖不过是藉此限制出家。）。永乐十六年十月，限定全国僧人总数，同时下令五年一度，实际执行六年一度。宣德年间，对不合条件申领度牒者，如洪熙元年(1425)十二月有五十余岁僧童请牒，宣德二年(1427)七月、十二月考试僧童“皆不通梵典”，九年十一月总兵官都督谭广“请度官军之家幼童为僧、道”，皆拒绝给发度牒（注：《明宣宗实录》卷12、卷29、卷34、卷114。）。宣宗所度相当少，仅有三年六月，因五台山等处僧人“不及数额”，令“审其不违例者给之”；八月，云南土僧善清等“来自万里外”，命“不拘常例与之”；七年五月，太祖所建庐山天池寺因寺坏僧凋，宣宗令修寺，且“度僧以居之”（注：《明宣宗实录》卷44、卷45、卷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