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明代度僧造就了庞大僧团，保持了佛教的传承和命脉，维系着佛教表面的繁盛。如前所述，明代僧人队伍仍然十分庞大。这些僧人，多恪守清规戒律，甘于苦空寂寞，“其高者归心法镜，而无敢吊诡以畔宗，下者亦谨廪呗诵，而不至毁戒以乱俗”（注：《金陵梵刹志》卷16陈治本《重修南京僧录司碑记》。）。由于他们，特别是一些高僧的修持、弘传，明代佛教命脉虽微弱而仍不绝如缕。尽管他们中鱼龙混杂，明代佛学也衰颓不振，但庞大的僧团终究是明代佛教的象征和标志之一，显示着佛教表面的繁盛。
　　 第二，考试给度促进了诸宗融合，促成了赴应僧队伍专业化和壮大，推动了佛教的世俗化进程。明代前、中期，禅、讲僧童要获得度牒，必须通过考试《心经》、《法华经》。太祖又诏令僧众“讲《心经》、《金刚》、《楞伽》三经，命宗泐、如玘等注释颁行”。（注：《金陵梵刹志》卷2《钦录集》洪武十年丁巳。）。这些，客观上促进了诸宗进一步融合。因为“钦定经典并非各宗派根本经典，使讲僧振兴唐代旧宗派的意识淡薄了。他们多以融合诸宗学说为特色，专弘某一派或某一经的人极少”（注：魏道儒：《中国华严宗通史》第277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禅僧也多兼习讲门，习经注经。诸宗融合成为明代佛学的一个鲜明特色。
　　 另一方面，明太祖首次把“教”僧即赴应僧专业化，规定赴应僧行重要获得度牒，必须通过考试瑜伽显密法事仪式及诸真言密咒。随着法事专业化和商品化，佛教内部出现了向有可靠收入的赴应僧的倾斜，其队伍不断壮大。日本学者龙池清估计，明代“教僧占到整个僧侣总数的将近半数”（注：（日）龙池清：《明代の瑜伽教僧》，载日本《东方学报》（东京）第11册第1期，1940年。）。这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佛教的世俗化，佛教已经与百姓的生活紧密联系起来。
　　 第三，大量度僧鬻牒，禁止讲经说法，导致僧众冗滥，佛学进一步衰微。佛学的衰微，自唐末即已开始。明代中期以后，大量鬻牒，度僧“概无凭据”，“漫不可究”。僧众中许多人并不真心皈依佛教，“曾不坐禅，又不习观”，“反指学问之师谓是口头三昧，杜撰谓是真实修行，哄诱男女，致生他事”（注：（明）释圆澄：《慨古录》，载《大日本续藏经》第二编第十九套第四册，日本藏经书院刊，1912年。）。而统治者为防止僧俗混淆、僧人借机鼓动和组织群众反抗明朝统治，从明代中期开始禁止僧人游方问道、讲经说法，使寺院教育废弛，佛学进一步衰微。因此，万历时僧圆澄抱怨说，“执政者尽禁讲经论道，而资彼无名者流狂悖懒惰”，致使“末法浇漓，真风坠地”，“吾教之衰，莫可振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