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中期对私度也禁止不力，疏于清理。正统十四年(1449)九月，有人揭露出家者“累千百万”，均无合法身分，要求令其“还俗生理”。代宗命“会官议之”，但最终没有实际行动；景泰四年(1453)四月，又有官员提出，“再通行天下，凡无度牒者即令还俗”。代宗“命所司详议以闻”。其后，也未见行动（注：《明英宗实录》卷183、卷228。）。成化元年(1465)二月，一官员建议，“私自簪剃者勒令还俗，解发原籍当差”。宪宗命“下所司议之”（注：《明宪宗实录》卷14。），结果也无下文。弘治元年(1488)闰正月，因左都御史马文升之疏，礼部奏准，“无度牒僧行道童发回当差”；但至五月，工科给事中夏昂仍疏称，“今既数月，未见施行”；八年十一月，礼部尚书倪岳等又要求“禁约请给”，“其潜住京师寺、观，请悉诏还原籍当差，违者发边卫充军”。孝宗却表示“姑已之”（注：《明孝宗实录》卷10、卷14、卷106。）。
　　 明代后期，基本上实行鬻牒。嘉靖年间，世宗下令僧、道“自今永不许开度”（注：《明世宗实录》卷83。）。他崇道禁佛，几次大度道童，而僧童却没有开度（注：参阅拙文：《论明世宗禁佛》，载《明史研究》第7辑，黄山书社2001年版。）。隆庆以后，各朝虽恢复鬻牒度僧，但均注意压缩僧人队伍，一次性开度成千上万僧童之举在明代成为历史。

　　 　　三

　　 正统年间开始，明朝土地兼并日益剧烈，军屯、商屯逐渐废坏，财政收入不断减少。与此同时，随着社会矛盾激化，农民起义不断爆发，蒙古族瓦刺部兴起并频繁进犯，明朝军费开支大幅度攀升。加上自然灾害频发，统治阶级奢侈浪费，明朝财政日益吃紧。于是，统治者千方百计寻找财源，鬻牒即收费发放度牒遂不可避免。
　　 明代鬻牒始于景泰二年(1451)，起初主要是解决边地军饷。政府往往令行童运纳定量之米至边地，以换取度牒，度牒总数不作控制。由于边路险远，行童运纳前往者不会太多，鬻牒规模不大，地域也局限于四川等地。至成化年间，因各地天灾频发，赈济缺粮，于是大规模鬻牒。政府往往给出定量度牒，听令行童缴纳米、银换取。鬻牒数量，动辄上万，甚至一年达七万张，在给度中占相当大比重，范围则推及全国。至嘉靖十八年(1539)，令行童皆纳银给牒，鬻牒遂成为给度正途。
　　 政府既鬻牒，考试通经、限定年龄等制限遂成一纸空文，度僧制度废坏。度牒给发原在北京，至鬻牒行，空名度牒往往直接发到地方，行童在当地即可购得。度牒价格，最初每张米五石。景泰五年(1454)四月以后，曾涨至米二十石，或银十二两（成化九年八月，曾有人提议鬻牒每张银二十五两，但终未实行）。这反映出当时出家踊跃，度牒需求旺盛，故统治者扬昂牒价。随着成化、正德年间大肆鬻牒，希求出家者随之减少，度牒价格也随行就市，不断下落。嘉靖十八年(1539)每张银十两，三十七年三月跌为银六两，隆庆六年(1572)则价落至银五两。具体情况，参见下表。
　　 　　明朝鬻卖僧牒统计表
时间　　 　　　　　　　　　  鬻牒情况　　　　　　　　　　　　 资料来源  　　　 备注
　　　　 　刑部侍郎罗绮奉命于四川督运粮储二十万，“往贵州　　 　　　 　  　　　　　明朝鬻牒之始
景泰二年  　饷军”，见四川之民“劳瘁已极”，奏准先挽运十万，其　　　　《明英宗
七月　　 　他别为筹措，包括：“僧、道赴彼（贵州）纳米五石者，给  　  实录》卷
　　　　 　予度牒”，四川各司“起送阴阳、医生、僧、道赴部者，俱　　　 206
　　　　 　令运米有差”，等
　　　　 　播州用兵需饷，而四川之民“财殚力乏”，户郎郎中徐　　 　　　 《明英宗   　   七年十月，命给重庆等府
景泰四年　　 敬奏请恢复所停纳米事例。户部奏准，移文四川布政　　 　　　 实录》卷  　　　 僧胡德心等度牒，“以各
六月　　 　司，“僧、道欲给度牒者五石”，“俱自备米，赴播州缺粮　　　 230　　  　　　 僧遵例输米播州边仓”
　　　　 　仓分交纳”　　　　　　　　　　　　　　　　  　　　　　  　　　 （《明英宗实录》卷271）
景泰五年  　命礼部：凡僧、道请给度牒者，于通州运米二十石，赴　　 　　　 《明英宗实
四日　　 　口外万全等处官仓交收，以备军用　　　　　　　　  　　　 录》卷240
成化二年  　命礼部给度牒鬻僧，赈济饥民。巡抚淮扬都御史林聪　　　　　　　　 《明宪宗实
三月　　 　处一万，每名纳米十一石；南京礼部五千，每名纳米十  　　　 录》卷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