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统治者禁止私自披剃，清理非法出家。洪武年间，对非法出家者尚多宽容。洪武二十年(1387)禁二十岁以上出家后，私剃申牒者仍大有人在。次年三月，太祖下令，“但有讨度牒的僧，二十已上的发去乌蛮、曲靖等处，每三十里造一座庵，自耕自食，就化他一境的人”（注：《释氏稽古略续集》卷2。）。二十五年二月度僧，沙弥三千余人“多有不能记经欲冒请者”，太祖令“送锦衣卫，皆籍为军”。因僧永隆“焚身以求免”，三千余人终“悉宥罪，给牒为僧”（注：（明）释明河：《补续高僧传》卷20《明落魄僧》，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永乐年间对非法出家的态度开始严厉。永乐五年(1407)正月私披剃为僧、赴京冒请度牒者一千八百余人，被“悉付兵部编军籍，发戍辽东、甘肃”（注：《明太宗实录》卷63。）。次年六月，成祖又命对非法出家者“并其父、兄送京师，发五台山输作，毕日就北京为民种田及卢龙牧马。寺主僧擅容留者，亦发北京为民种田”（注：《明太宗实录》卷80。）。宣德八年(1433)三月，宣宗令各处令关津“但遇（私自）削发之人，捕送原籍，治罪如律”（注：《明宣宗实录》卷100。）。
　　 明代中期，最高统治者多平庸佞佛，专权宦官也多崇佛信僧（注：参阅拙文：《明代宦官与佛教》，载《南开学报》2000年第1期。），各朝常违制大肆度僧。正统元年(1436)九月，太监洪保奏准，度家人二十四人为僧（注：《明英宗实录》卷22。）。这显然未经过全国度僧考试。二年正月、三月、十月，又先后三次分别度僧、道一百九十五人，僧四千三百六十六人，僧、道五千六百六十六人（注：《明英宗实录》卷26、卷28、卷35。）。正统中期，专权太监王振“佞佛”，“请帝岁一度僧”（注：《明史》卷164《单宇传》。）。五年二月，僧童等大量涌至京师。六月，“有旨止度一万余”。至七月，又给僧童九千九百七十四人度牒（注：《明英宗实录》卷68、卷69。）。六年闰十一月，“遵太皇太后懿旨”，度僧一千名；八年二月，命度汉藏僧童一万四千三百人；十一年二月出给度牒，“在外府、州、县悉遵永乐间定额，惟南京度僧五百人，北京度僧一千人”；六月，又给赐贵州土僧童四十九名度牒（注：《明英宗实录》卷86、卷101、卷138、卷142。）。代宗即位初，有旨停止开度，但景泰二年(1451)正月，“奉皇后懿旨，度僧三万”（注：《明英宗实录》卷200。）。实际上，这是太监兴安的主意。兴安“崇信释教，请上三年一度僧”（注：（明）王圻：《续文献通考》卷247《释家总纪》四，台湾文海出版社。）。至四月，度僧一万八千九百零二人。至十一月，共度僧、道三万二千八百余人（注：《明英宗实录》卷203、卷210。）。与此同时，代宗开鬻牒之门（详见后文）。景泰五年，行童又群聚京师。六月，代宗下令“两京各度一千名，府四十名，州三十名，县二十名”（注：《明英宗实录》卷242、卷243。），又度了一个永乐定额。六年六月，代宗下令以后按缺额给度。次年十月，他却又给发僧牒二百四十张。成化年间遵行十年一度，但度僧数目骤增。成化二年(1466)闰三月，“额外给度僧、道十五岁以上者五万名”，一年所度计十三万二千二百余人（注：《明宪宗实录》卷28、卷120。）。十二年十月，礼部统计，又度僧、道一万三千三百四十名（注：《明宪宗实录》卷158。）。二十年十一月，“妖僧”继晓乞归，宪宗赐以“空名度牒五百道”；年底，陕西、山西饥荒，两次鬻牒，“预度”僧、道七万人；次年十二月，再度僧、道二万九千九百六十名（注：《明史》卷307《继晓传》，《明宪宗实录》卷257、卷258、卷259、卷273。）。其后，加上给藏僧度牒以及各地追加鬻牒，至二十二年四月，给牒至十一万张，宪宗才下令“停止”（注：《明宪宗实录》卷277。）。总计成化一朝给发度牒至二十五万五千余张，全国僧、道超过三十七万（或说三十五万）（注：《明孝宗实录》卷112、卷113。按，成化年间僧、道总数，弘治时礼部尚书倪岳《止给度疏》称达五十余万。其疏云：“查得成化二年给度过僧、道一十三万二千二百余名”，“成化十二年度僧一十万，成化二十二年度僧二十余万”，“成化年间所度，已该三十五万有余”，“以前各年所度僧、道不下二十万，共该五十余万”。（《青溪漫稿》卷13《止给度疏》）如前所述，成化十二年所度，礼部统计为一万三千三百余名。至二十一年七月，礼部仍称，十二年度过僧、道一万三千三百余人。（《明宪宗实录》卷268）成化二十二年所度，共十一万人，也是当时礼部的统计。成化年间三次开度，计二十五万余，而非倪岳所谓“三十五万有余”。其时，僧、道总数约为三十五万或三十七万，而非五十万，这在当时其他官员奏疏中不止一次提到。如，弘治九年四月，南京礼科给事中彭诚等奏称，成化年间三次开度，僧人大增，“比之旧额，已为十倍”。（《明孝宗实录》卷112）五月，礼科给事中屈伸疏称，“自成化二年以来，三次开度，已逾三十五万。正数之外，增至十倍”。工科给事中柴昇也疏称，“祖宗朝僧、道各有额数，迩年增至三十七万有余”。（《明孝宗实录》卷113）倪岳运用数字有误，致使其对成化年间所度及当时僧、道总数的估计经不住推敲。而由于其疏为《明经世文编》选录，流传较广。后人不辨，随之皆误。）。孝宗即位初，礼部奏准，“将十年一度之例停止”（注：《明孝宗实录》卷10。）。但弘治九年(1496)二月，各地行童“妄议今年例该给度，俱会聚京师”。孝宗借口“自弘治年来未尝给度”，竟下令开度。六月，礼部被迫提出，“仍鉴累朝禁约”，裁减所度，“自后或二十年、二十五年一次开度”，“庶僧、道可渐复额内之制”。孝宗下令“在京准度八千名，南京五千名，直隶及各布政司府、州、县原额有缺，照数保送来京”（注：《明孝宗实录》卷113、卷114。）。至十一年十二月，全国共度僧、道一万一千三百六十人（注：《明孝宗实录》卷145。）。武宗最为佞佛。尽管弘治九年规定“自后或二十年、二十五年一次开度”，但正德二年(1507)五月，僧录司官等“谓已及十年给度之期，宜如例举行”。武宗“准度在京、在外僧三万名，道一万名”（注：《明武宗实录》卷26。）。次年三月，他又下令鬻卖僧牒三万张。五年十月，武宗令给藏僧度牒三万张，同时度汉僧、道各五千名，未果。八年十一月，他又下令度藏、汉僧行道士四万人。因藏行童“多中国人冒名者”，“为礼部所持”，武宗干脆赐大庆法王领占班丹藏僧行童度牒三千张，“听自收度”（注：《明武宗实录》卷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