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明代的度僧，对明代社会与佛教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从对社会的影响来说。首先，明代统治者通过完密的度僧制度，基本控制了僧团的规模，抑制了佛教势力，有利于生产的发展、社会的稳定及明王朝统治的巩固。
　　 南北朝以来，历代统治者多崇佛信僧，佛教势力迅速发展和膨胀。唐代开始，统治者通过发放度牒，力图控制出家人数，抑制佛教势力。但因制度不完密，及统治者经常违制给度、大量鬻牒，对出家的限制并不成功，僧尼数目一直居高不下，佛教势力十分庞大（注：唐朝僧尼，会昌年间仅勒令还俗者即达二十六万，总数近三十万，当时人口约两千万（人口数据）谢重光：《唐代佛教政策简论》一文估计，载《世界宗教研究》1988年第3期），僧尼占人口总数的1.5%。北宋，天禧年间僧尼达四十五万八千余人，时人口为一千九百九十三万，僧尼占人口总数的2.3%。南宋，绍兴年间有僧尼二十万人，人口一千六百八十四万，僧尼占人口总数的1.2%。元代，至元年间有僧尼二十一万三千余人，时户口为五千九百八十四万，僧尼占人口总数的0.36%。）。明代前、中期，通过完密的度僧制度，特别是严格考试度僧，规定考试年限，基本消除了前代赐牒太多、无岁不度等弊病，而确定全国僧人总额，更为限制出家提供了可供操作量化指标。其后，各朝虽屡次违制度僧，包括大肆鬻牒，但很少有连年不断者。永乐僧额也成为最高统治者度僧的参照和顾忌，不敢违犯过甚。因此，明代僧人总数一直不多。成化年间，僧、道最多时也就是三十七万。其中，僧人在十八万以上，但不会超过三十万。与前代相比，明代僧人绝对数量不算很多。若以当时人口六千二百八十八万为准，即使按最高额三十万僧人计算，也仅占人口总数的0.47%，相对数量也比较少。僧人来源于民众，“不过出于军、民、匠籍之家”（注：《明孝宗实录》卷113。）。出家而遁入空门，意味着封建国家劳动力和徭役的流失（注：明代徭役征取的依据是家产、户等。一人出家，其家丁数减少，户等随之下降，徭役征收也因之而减少。寺院常住田地虽有税粮，仍免杂派僧人差役。因此，僧人出家，也就意味徭役的流失。），军丁、匠人的脱逃。不仅如此，僧人不耕不织，“安坐而食”，还要民众劳动供养，其脱逃的徭役、军役、匠役也要转嫁到民众身上，增加他们负担。明代僧人总数得到控制，保证了较多民众能留在军、民、匠籍，有利于生产发展、社会稳定以及明王朝统治的巩固。
　　 其次，明代中期有所限制的鬻牒，为边军提供军饷，为灾民提供赈济，有积极意义。众所周知，鬻牒往往导致大批民众出动摇封建国家的统治基础。无限制地鬻牒，对统治者无异饮鸩止渴。明代虽大量鬻牒，但又有所顾忌和限制，僧、道最多时加起来也不过三十七万，僧人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至多是唐、宋的三分之一。明代中期鬻牒，倡议者多为大臣和地方官员，其目的一是解决边军缺饷，减轻百姓粮饷负担，二是筹措经费赈济灾民，救民于水深火热之中。鬻牒筹集到的大量银、米，专款专用，对巩固国防、减轻百姓负担、保障百姓生活、发展生产有积极意义。
　　 第三，大量度僧鬻牒，使僧团冗滥，鱼龙混杂，对生产发展、社会稳定也起阻碍作用。正统以后，统治者违制大量度僧，并开鬻牒之门，僧团不断壮大。至成化年间，宪宗大肆鬻牒，僧人队伍迅速膨胀。这些，无疑阻碍生产发展和社会进步。同时，滥度，尤其是鬻牒，使僧团中鱼龙混杂。许多僧人混同世俗，“饮酒食肉，歇宿娼妓，无所不为”（注：《明英宗实录》卷276。）。一些僧人作奸犯科。成化年间，京城、苏州等地“盗贼生发”，其中强盗竟“多系僧人”（注：《明宪宗实录》卷150、卷195。）。弘治年间，“盗贼窃发，中间所获多是僧徒”（注：《明孝宗实录》卷89。）。还有一些僧人则借佛教为掩护，打着讲经说法招牌，鼓动和组织群众反抗明朝统治。如，宣德五年（1430年）正月，栖霞县僧明本等以化缘至成山卫，“为谣言惑众，诈称转轮王出世，作伪诏，纪涌安年号”，准备发动起义，建立政权（注：《明宣宗实录》卷61。）。弘治九年（1496年）五月，有官员也称：“近年各处获妖言谋逆之党，中间多此辈为倡”（注：《明孝宗实录》卷113。）。这都破坏了社会稳定，危害明王朝统治。
　　 第四，明代为度僧设立诸多制限，鬻牒又收取不菲价格，也引发了私度盛行、买卖伪造度牒以及僧官借机营私舞弊等问题。一些王公贵族往往建寺私度，为自己祈福。永乐年间，谷王朱橞被揭露“大建佛寺，私度僧尼，祈天祷命”（注：《明太宗实录》卷181。）。嘉靖年间，世宗仍“戒谕勋戚之家不得私度”（注：《明世宗实录》卷83。）。普通民众中，私自披剃、非法出家之风更盛。正统以后，“游手之徒，冒名僧、道，动以万计”（注：《明宪宗实录》卷14。）。由于度牒不易获取，于是买卖、伪造度牒成风，“有亡殁遗留度牒未经缴销为他人有者，有逃匿军民及囚犯伪造者，有倒卖影射及私自簪剃者”（注：《明英宗实录》卷23。）。成化十三年（1477年）五月，“有伪造僧人度牒往浙江潜卖者”（注：《明宪宗实录》卷166。）。宪宗宠僧继晓乞归，“给与度牒二百，江南富僧，一牒可售数十百两”（注：《明宪宗实录》卷260。另，《明史•继晓传》作赐继晓“空名度牒五百道”《详见前文》。）。弘治九年（1496年）五月，又有僧人圆照等“伪造私牒”（注：《明宪宗实录》卷113。）。一些僧官则常借度僧之机营私舞弊。他们或乞讨度牒，擅自给发。如，永乐年间，左觉义张答里麻“冒请护持、度牒”，“招纳逋逃为僧”（注：《明太宗实录》卷210。）。宣德年间，右觉义大旺“擅披剃军民子弟，朦胧请度牒”（注：《明宣宗实录》卷87、卷91。）。或借度僧大肆收受贿赂。如，景泰五年（1454年）七月度僧，左阐教请让等“令各僧拈阄定数，逼取银数万两”（注：《明英宗实录》卷243。）。或盗卖度牒。如，成化十二年（1482年）八月，右善世道坚“纵其徒戒澄盗卖度牒”（注：《明宪宗实录》卷156。）。
　　 第五，大量考试、申领度牒行童及僧、道汇聚京城，也对北京治安、物价产生了影响。明代前、中期，考试行童、给发度牒皆在京城进行。每当考试之年，成千上万行童汇聚京师。同时，持牒僧、道也大量滞留于京师。他们之中，“为奸、为盗、为恶逆者，殆不可胜数”（注：《明英宗实录》卷210。），给北京治安带来严重问题。同时，大量行童及僧、道汇集京城，必然带动北京物价尤其是米价的上涨。景泰三年（1452年）闰九月，有官员指出，僧、道“潜住京师，动以万计，虽不费官粮，而米价涌贵，实由其冗食所致”（注：《明英宗实录》卷221。）。成化十年（1474年）六月，又有官员提出，“京城内外米价腾涌，民食孔艰。若复行给度，则天下僧、道纷集京师，米价益贵”（注：《明宪宗实录》卷129。）。物价尤其是米价涌贵，“不免靠损下民”（注：《明英宗实录》卷256。），加重了京城居民的生活负担。因此，历朝经常下令驱遣京城“游食僧、道”，对隐匿者治以罪。明代度僧对佛教的影响也是巨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