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佛教经文，有梵文和汉文两种
　　 如河北宣化张文藻墓中的木棺中即书有汉文《般若波罗密多心经》，经文后面注出“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亡过与众生皆成佛道”。辽宁朝阳西上台辽墓墓壁石刻梵文佛经，刻出汉文名字的有“梵本般若波罗密多心经”，另外的梵文经典内容不清楚。
　　 　　（三）记述墓主人或其子弟诵持佛经、礼佛、筵僧等佛事活动的墓志
　　 从近年出土的墓志看，河北宣化张文藻家族墓志所记载当时佛教盛行的情况颇有代表性。从墓志记载可知，张文藻为祖父辈，其子为张世古，张世卿和张世本是其侄子，张恭诱为其孙子。
　　 张文藻墓志提到他“崇敬三宝”，并乐于布施，“为业于当州圣因寺，施净财画优填王壁，丹青绚彩，久而弥新，相好威仪，烂然可观”。
　　 其子张世古则因家庭熏陶，从小就在佛教氛围中长大，“自幼及髦志崇佛教”，而且身体力行，“常诵金刚行愿等经，神咒密言，口未尝辍”；“诵妙法莲花经三十余年，至今未阙”。他也和他的父亲一样为圣因寺出资壁画佛像，“于圣因寺堂内绘十方佛壁一门”。在供养佛、法、僧三宝上则比其父功德更大“请僧转金光明经千余部，维持经律论讲一十席；请尼万部，斋供终身。又礼善友邑，增办佛书、幢伞供具，咸得周备。每年马鞍山供合院僧，三十余载，今尤未尽，筵僧设贫以为常务”。
　　 张世卿（注：河北省文物管理处等《河北宣化辽壁画墓发掘简报》，《文物》1975年8期31～37页；向南《辽代石刻文编》，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对佛教的崇敬和布施则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在庄园北部“置道院、佛殿、僧舍”。并于天祚皇帝天兴节那天，“虔请内外诸僧尼男女邑众，于围内建道场一昼夜，具香花美馔，供养斋设，以报上方覆露之恩”，这在当时恐怕是非常盛大的法事活动。他也以供具物品供养寺院，“特造琉璃瓶五百只，自春泊秋，系日采花，持送诸寺。致供周年，筵僧一万人。及设粥济贫，积十数载矣”。墓志中还提到他的另外两大功德：一是建造寺院和佛塔，“建大院一所，州西砖塔一座，高数百尺”；二是刊印佛经、真言以及道书、药书，“雕镂金刚、梵行、佛顶、高王常、清净、灵枢、赤松子、中诫经、□□人福寿论、诸杂陀罗尼，举常印施，及设诸药”。墓志还提到他“诵法华经一十万部，读诵金光明经二千部，于道院开此经及菩萨戒讲”。作为一个虔诚的佛教信徒，张世卿死后和僧人一样实行火葬，于火化后骨灰中有类似舍利子的东西，“遵命依西天荼毗礼毕，得头骨与舌，宛然不灰，盖一生积善之感也”。
　　 张世古的堂兄弟张世本也是佛教信徒，“自生之后，不味腥血，日颂法华经□□万部”，
　　 张世古的儿子张恭诱（注：张家口文物事业管理所《河北宣化下巴里辽金壁画墓》，《文物》1990年10期1～19页。）比起他父亲和几个叔父在崇敬三宝上则略逊一筹，因家庭传统长期的陶冶，他“始从髫口，性自口贤，以观音行愿为常课，以满愿准提为常持，于井亭院□佛事。……常诵金光明经五百一部，筵设僧贫，□知其数”。他有两个女儿是当时有修为和名望的比丘尼。
　　 张氏家族仅是宣化地区（属辽西京归化州）一支地方豪族势力，从现出土的墓志看，这个家族至少有四代历经一百多年都支持佛教，当时佛教在民间的盛行可见一斑。
　　 佛教在不同阶层和其它地区也同样流行。王公贵族如卒于会同四年(941)的辽东丹国左相（东京太傅）耶律羽之“于辅政之余”，仍“留心佛法”，“儒释庄老之文，穷尽旨趣”。
　　 墓志之文虽有夸张之嫌，但也可知道辽代初期佛教已流行于上层贵族之中。清宁五年秦晋国大长公主墓志（注：郑绍宗《契丹秦晋国大长公主墓志铭》，《考古》1962年8期429～435页。）提到她：“恻恻恳祷，焚香祝无边佛，设供饭无遮僧……薰修胜因，迥向于佛道”。
　　 故陇西郡夫人李氏墓志中记载她：“近于佛乘，净信三归，坚全五戒。清旦每勤于焚祝，常时唯切于诵□□”。一般的佛教信徒则更为精进。卒于重熙二十二年的王泽墓志说他的继母仇氏，“慕崇览行，落发为尼”，直接遁入空门。而他自己则淡于功名，熟读研习佛经，并和僧人有密切往来“公素重佛乘，淡于权利……惟与僧侣，定为善交，研达性相之宗，薰练戒慧之体。闲年看法华经千三百余部，每日持陀罗尼数十本。全藏教部，读览未竟”。在修为方面他也不落后，“□□财则欢喜布施，闻胜利则精进修行”。
　　 卒于乾统四年(1104)的龚祥墓志叙述他“谛崇佛法……暇常以佛经为务”，他的两个女儿也出家为尼，“次二女尼归敬归运，并于敬善寺出家，皆讲花严十万偈”。
　　 卒于咸雍十年(1074)的秦德昌墓志（注：李波《建平三家乡辽秦德昌墓清理简报》，《辽海文物学刊》1995年2期14～19,88页。）碑文由文慧大师所撰，他的第二个儿子蕴才是镇国寺的诠教大德。第二个女儿也出家，法号圆敬，为宗敬寺妙行大德。志文中还提到秦德昌的夫人“形虽隐俗，行实出世，执志净行三十年，安居禁足三十夏”并“造七佛石像”，后来出家为尼。秦德昌在七十八岁去世之时仍“端坐屈指念佛”。
　　 综观上述考古材料，可以看出辽代佛教中密教在民间很普及，一般信徒日常功课中常诵持真言，如张世古“神咒密言，口未尝掇”，王泽“每日持陀罗数十本”；墓志中明确提到的真言有准提法，如张恭诱“以满愿准提为常持”。而作为大乘主要经典的《法华经》、《华严经》、《金光明经》、《金刚经》、《心经》等也是僧人和世俗信徒主要诵读的经典：张世古“诵妙法莲花经三十余年”，“请僧转金光明经千余部”；张世卿“诵法华经一十万部，读诵金光明经二千部”；张世本“日颂法华经□□万部”，他的女儿“学于大花严经”；王泽“闲年看法华经千三百余部”；龚祥的两个女儿出家为尼，“皆讲花严十万偈”。由此可见，当时的佛教信徒是显教和密教同时修持的。另外我们知道，《华严经》是华严宗的主要经典，《法华经》则是天台宗的经典，故大致可推断当时显教中以华严和天台两宗势力最为强大。净土宗也拥有一些信徒，如龚祥托梦说“言日余得生净土矣”。辽代佛教这种流行状况基本是唐代后期佛教的延续。
　　 此外，我们还可以看到，当时一些地方豪族的子弟也因笃信佛教而纷纷落发为僧尼。更有许多人家的子女以佛家用语命名之。如寿昌四年邓中举墓志中提到其有“女子四人：……次为比丘尼”。卒于寿昌五年的尚窣在墓志中提到有“孙女一人，文殊”。而卒于大安六年的萧袍鲁则“有孙，名和尚”。从卒于大安五年萧孝忠墓志（注：雁羽《锦西西孤山辽萧孝忠墓清理简报》，《考古》1960年2期34～35页；向南《辽代石刻文编》，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中可以了解到其“所生儿女四，长名冬女，次名天王女，幼名观音女，一男名药师奴……”。而清河县君（注：北京市文物管理处《近年来北京发现的几座辽墓》，《考古》1972年3期35～40页。）的5个孙女中有3个——三喜、迎璋、省哥皆“落发为尼”。由此可见佛教当时已进入民间日常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