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真容葬，把骨灰置之于偶像中外，辽代的火葬墓主要形式还是以罐、棺、床以及龛等盛殓或放置骨灰。用骨灰罐装骨灰比较常见，罐的质地或为陶，或为瓷。地处科右中旗代钦塔拉（上京道浑河附近）的科右中旗双龙岗辽墓M7（注：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科右中旗双龙岗辽墓》，《内蒙古文物考古》1997年1期60～67页。）发现夹砂灰陶罐装有骨灰。大同卧虎湾（西京道大同府）的大同卧虎湾M5（注：大同市文物陈列馆《山西大同卧虎湾四座辽代壁画墓》，《考古》1963年8期432～436页。）墓室后部砖砌半圆形棺床火葬，有一黑釉瓷罐装骨灰。另外还有用木质盒或匣盛放骨灰的。如在敖汉旗下湾子（中京道武安州附近）的敖汉旗下湾子辽墓7号墓（注：敖汉旗博物馆《敖汉旗下湾子辽墓清理简报》，《内蒙古文物考古》1999年1期67～84页。）北侧棺床上放有木质骨灰盒。还有用木匣装骨灰再置于棺中的。如辽晚期朝阳西上台辽墓石函内原置木匣，匣内存放骨灰。有些木质殓器因年久而腐烂不存。如阜新程沟辽代晚期墓（注：彰武县文物管理所、阜新市博物馆《阜新程沟辽墓清理简报》，《北方文物》1998年2期25～28页。）墓室内棺床上有一保存完整的女性骨架，在骨架的里侧发现一堆火化后的骨灰及骨灰匣的板灰。还有用丝织品包骨灰的。如赤峰宁城铁匠营子砖厂辽墓M2（注：赤峰市博物馆、宁城县文物管理所《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县铁匠营子砖厂辽墓》，《内蒙古文物考古》1997年1期68～72页。）靠近西壁发现一丝织品骨灰包。除了用小型的罐、盒、丝织包外，棺也是盛殓骨灰的常用器具。大同郊区辽墓M29（注：山西省文管会《山西大同郊区五座辽壁画墓》，《考古》1960年10期37～42页。）墓后砌半圆形棺床，石棺内装有骨灰和36枚铜钱。还有比较考究的用琉璃棺装骨灰的。如大同马家堡辽[,墓]（注：张秉仁《大同城东马家堡发现一座辽壁画墓》，《文物》1962年2期57页。）墓室北部半圆形棺床上放有琉璃棺，内装骨灰。也有同时使用棺、盒、罐三种装殓器的。如辽代晚期辽宁朝阳木头城子辽代壁画墓（注：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朝阳木头城子辽代壁画墓》，《北方文物》1995年2期31～34页。）棺床前方两侧各放置骨灰罐3件。在石、木棺和6个骨灰罐中均放有骨灰。
　　 另外，有一定数量的墓葬不使用盛殓的葬具，而是直接把骨灰放置于尸床或壁龛中。北京市西城区福绥境大玉胡同辽墓（注：北京市文物管理处《近年来北京发现的几座辽墓》，《考古》1972年3期35～40页。）靠北部有一砖台，上放有骨灰。而辽天庆九年(1119)北京昌平陈庄1号墓（注：昌平县文物管理所《北京昌平陈庄辽墓清理简报》，《内蒙古文物考古》1999年1期67～84页。）紧靠墓室北壁有一个砖砌的须弥座式方形龛，内盛人体骨灰。
　　 分析目前所得资料，从空间分布看，火葬墓几乎遍布辽地全境，有部分墓葬地近佛寺。如敖汉旗下湾子地区发现墓葬群（注：敖汉旗博物馆《敖汉旗下湾子辽墓清理简报》，《内蒙古文物考古》1999年1期67～84页。），东西成排约10余排，每排10座墓，其中被破坏的40余座墓多为火化墓，而这一地区原为辽武安州城址，在墓地东约1公里的山岗即为一处辽代寺院遗址。火葬墓从时间上讲，在辽代早期比较少，最早为北京地区发现的辽天显十二年(937)至应历八年(958)赵德钧墓，到了辽代中晚期才比较流行。这与佛教在辽地传播至极盛的时间相吻合。因此可以推断火葬墓基本上是受到佛教葬俗影响。

　　 　　四、随葬品所见佛教之影响

　　 佛教影响人们的社会生活，必然会在生者日常所备以及给死者所用的冥器上留下痕迹，因此在众多的辽墓随葬品中，不难发现佛教的影响踪迹。
　　 瓷器是辽墓随葬品的大宗，其所显示的佛教信息也最多。如保留有印度风格的净瓶常发现于辽墓中。朝阳西上台辽墓中出土的一件影青瓷净瓶，釉色柔润，做工精致。北京丰台辽墓中发现一白瓷净水瓶，小口折肩但无流。另外，具有佛教意义的摩羯鱼形象也经常用来作装饰。辽宁北票水泉1号墓（注：辽宁省博物馆文物队《辽宁北票水泉一号辽墓发掘简报》，《文物》1977年12期44～51页。）中所出的一件“龙鱼”形青瓷水盂和库伦旗5号墓（注：哲里木盟博物馆《库伦旗第五、六号辽墓》，《内蒙古文物考古》第二期35～46页。）中发现的鱼龙形水盂都是证明。另外在河北宣化姜承义墓中发现3件塔形器，檐上设莲叶、飞天和跪立式人像，亦应为有佛教涵义的器物。除此之外，辽墓中还发现大量做成莲花式样或刻印有莲花式样的瓷盘、瓷碗和瓷瓶。如宁城鸽子洞辽墓（注：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宁城县鸽子洞辽代壁画墓》，《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二辑631～638页。）中所出的白瓷，雕花仅见莲花纹。北京天坛公园发现的辽墓中的釉陶盘内印莲瓣纹等。
　　 作为随葬品的另一类——金属物，亦是辽人所喜爱的，也受到佛教装饰题材的影响。在北京赵德钧墓（注：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北京南郊辽赵德钧墓》，《考古》1962年5期246～253页。）中出土的一件铜质迦陵频伽和辽宁建平张家营子辽墓发现的迦陵频伽纹铜镜，证明这种纹饰为人们所喜爱。特别是张家营子辽墓的铜镜是与其它3件别样纹饰的铜镜一并出土，有些迹象表明曾用铁钉钉于其它器物上的，用意与佛塔上的铜镜相同。另外，从辽宁建平北二十家子墓（注：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建平县两处辽墓清理简报》，《北方文物》1991年3期40～47页。）中出土的饰有火焰珠、莲花并刻划有梵文的鎏金铜冠饰和赤峰敖瑞山辽墓（注：赤峰市博物馆考古队《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温多尔敖瑞山辽墓清理简报》，《文物》1993年3期57～67页。）出土的一件火焰宝珠冠，可以推断其墓主人对这些佛教纹饰所代表的意义有所崇信。另外，在克什克腾旗二八地1号墓（注：项春松《克什克腾旗二八地一、二号辽墓》，《内蒙古文物考古》第三期80～90页。）中的7件筒状铜铃的外表铸古万字纹或花草、火珠形纹，与佛教也有一定的联系。而摩羯以其美观和吉祥之意常用来作装饰，在耶律羽之墓中就发现摩羯形耳坠，表明了人们对其的喜爱。
　　 另外在其它质地的随葬品中，亦能看到佛教的影响。张世卿墓中出土有2件大石狮和4件石狮座，而狮子在佛教中被认为是一种瑞兽而存在。然而与佛教最具关联的应为张文藻墓中所出的木念珠，可以看出墓主人生前是虔诚的佛教信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