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云：“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又云：“有能受持诵读，若供养者，其福德不可思议。”夫供养是以色见也，诵读是以声求也。色见声求，大慈所呵，而得无量不可譬喻功德，何耶？今观载籍所传，谁非以诵经获果者？其求佛于声色之外，世盖无几也。后之人执功德之说者，恒欲取实声色以获果；而讥取相之非者，又欲求之声色之外，将若为和会也。余观经中佛言：“云何为人演说，不取于相，如如不动。”当知佛所谓声色者，不取相之声色也。又云：“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于诸法不说断灭相。”当知佛所谓无相者，不舍声色之无相也。佛语本自和会，读者自作分别解耳。会法师某刻金刚证果，属余为引。余恐今时狂禅有为取相之讥者，为之略述其概焉。（万历二十八年，即1600年作）[4]（卷一八）
　　 根据上面的材料，可以知道“狂禅”在当时是十分盛行的思潮。袁宏道还在另一处提到狂禅：
　　 弟往见狂禅之滥，偶有所排，非是妄议宗门诸老宿。自今观之，小根之弊，有百倍于狂禅者也。[4]（卷四三，《答陶周望》）
　　 这两条材料有很大的区别，前条袁宏道是为狂禅辩护的。从字面意来看，当时社会上有些人对狂禅以“取相”相讥讽，而袁宏道则提出，狂禅之取相，是“不舍声色之无相”，甚至有把狂禅比之为佛的意思。其同时作的《浮山九带叙》中有段话可以很好地体现袁宏道《金刚证果引》中对狂禅的辩护：
　　 浮山录公受叶县省钳锤，其精如金，其气如玉，出语如风如电，岂肯入傀儡场，学他人提弄者？末后九带，未免攒入被袋，何哉？昔有霜姑，多年不御铅华，一日为其孙啼哭甚，遂簪花傅粉以悦之。何则？爱有所专故也。夫九带者，亦录公之花与粉也，可以止哭。录公不惜身命为之，而何暇惜夫语言文字之落草耶？[4]（卷一八）
　　 而后者，则是对狂禅的批评。《答陶周望》作于1603年，距《金刚证果引》写作时间只有三年（1600年）。此时袁宏道在思想上已经与李贽分途，宣扬净土而离弃了李贽的狂禅之风。袁宏道对狂禅的批评，是在社会局势变得紧张、政治控制越来越严厉的状况下不得已而为之的（注：袁宏道思想的转变，请参见孙昌武教授的《从“童心”到“性灵”》一文，载《诗与禅》，台湾大东图书公司1984年版。）。
　　 　　　　二
　　 对狂禅一词的使用，一开始就存在两种含义。先说第一种含义。禅宗发展到第三和第四个阶段（注：禅宗的四个阶段，详参看孙昌武教授的《中国佛教文化》，南开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出现了呵佛骂祖的作风。在这个阶段，禅宗修行者提出了平常心是道的看法，认为行住坐卧、应机接物、穿衣吃饭等，莫非佛道。因此道不用修，礼佛、读经都是无益的，就是存有求道成佛的一念也是错误的。以至发展到背离经教，呵佛骂祖。如石头希迁的法嗣丹霞天然说：“佛之一字，永不喜闻……吾此间无道可修，无法可证。一饮一啄，各自有分，不用疑虑。”[5]（卷五）并曾取木佛烤火。他们认为平常心就是佛心，每个人都要自作主人公，做惟我独尊、不受外惑的人。禅发展到这一阶段，又把心性修养工夫变成了任运随缘的生活，使得禅门一时戒律荡然，禅徒混迹世俗。禅宗这种背离经教，呵佛骂祖的现象，就被后人称为狂禅。
　　 清代程朱派理学家熊赐履在《下学堂札记》卷二中说：“须知孟子本静重简默之人，今日距杨墨、明日辟告许，辨论衎衎，迄无宁日，时为之也。朱子之在淳熙也亦然，当年辟五宗之狂禅，订百家之讹舛，殚力竭精、舌敝颕秃，岂得已哉！亦时为之也。”[6]就明确地称五家禅为狂禅。
　　 清人刘熙载在《艺概•诗概》中用狂禅来比喻律诗，“律诗不难于凝重，亦不难于流动；难在又凝重，又流动耳。律体可喻以僧家之律：狂禅破律，所宜深戒；小禅缚律，亦无取焉”[7]（卷二）。在这里，与熊赐履一样，刘熙载把狂禅作为离经叛教、突破禅门戒律的五家禅来看待的。
　　 晚清思想家龚自珍，对佛教十分精通。他注重唯识宗，主张依经帖释，理富义顺，因而对五宗禅大为不满，其在《支那古德遗书序》中说：
　　 晚唐以还，像法渐谢，则有斥经论用曹溪者，则有祖曹溪并失夫曹溪之解行者，愈降愈滥，愈诞愈易，昧禅之行，冒禅之名，儒流文士，乐其简便，不识字髡徒，习其狂猾。语录繁兴，伙于小说，工者用廋，拙者用谣，下者杂俳优成之，异乎闻于文佛之所闻，狂师召伶俐市儿，用现成言句授之，勿失腔节，三日，禅师其遍市矣。[8]（第六辑）
　　 龚自珍将晚唐以来五家禅种种不合常理的表现，视为狂禅。其《己亥杂诗》中有四首诗提到狂禅：
　　 狂禅辟尽礼天台，掉臂琉璃屏上回。不是瓶笙化影夕，鸠摩枉译此经来。（第78首）
　　 铁师讲经门径仄，铁师念佛颇得力。似师毕竟胜狂禅，师今迟我莲花国。（第141首）
　　 道场馣馤雨花天，长水宗风在目前。一任拣机参活句，莫将文字换狂禅。（第147首）
　　 震旦狂禅沸不支，一灯慧命续如丝。灵山未歇宗风歇，已过庞家日眚时。（第166首）[9]
　　 第146首，“有明像法披猖后，荷担如来两尊宿。龙树马鸣齐现身，我闻大地狮子吼”中的“有明像法披猖”，也当是确指狂禅的。
　　 熊赐履、刘熙载、龚自珍等人将五家禅称为狂禅，可能源于1614年西蜀辅慈沙门明昱为《佛祖统记》写的叙，叙中说，“从上诸祖，授受渊源，支分派别亦如一花五叶。传衣受记历历分明，自是天台一家眷属。又广之以华藏、世界、天宫、地狱诸图。莲社诸贤往生僧尼其于法运通塞，尤惓惓三致意焉，用心良亦勤矣。其意直欲薪尽火传灯灯相续耳。近日宗门盛行，讲律或废，不知如车双轮，如鸟双翼。后之绍统者，若真如天台深入法华三昧，亲见灵山一会俨然未散，棒喝狂禅皆当反走矣。”[10]这条材料，是最早指出狂禅是五家禅的，同时还指出狂禅的出现是由于教律的衰败，克服狂禅的方法也就是兴教门、严戒律。明末清初时人钱谦益也有同样的看法。他认为佛法之有宗教律也，譬之一鼎三足，不可阙一，万历中尚有紫柏、云栖、憨山等高僧维护佛教。而三僧逝后，狂禅盛行的状况，钱谦益比之为“长夜”。说，狂禅“上堂下座，戏比俳优。瞎棒盲拳，病同狂易。聋瞽相寻，愈趋愈下。师巫邪说，施符咒？，亦皆借口参禅，诳惑愚昧。邪师恶道，下地狱如箭射。”对治狂禅的方法，就是修教律，“长夜将旦，台教聿兴。鬼神为之唱，人天为之呵护。唤迷头者必资明镜，刮眯目者必仰金篦。攻台教以治狂禅，庶几废疾可兴，膏肓可砭。立方疗病，其莫先于此乎？”[11]（卷八一，《天台山天封寺修造募缘疏》）而龚自珍的“狂禅辟尽礼天台”，也是与明昱和钱谦益的看法是相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