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行为上的直观表现外，最重要的还是在学术上对程朱理学的突破。梁启超在《儒家哲学》中说：“大抵有清一代，学者态度，阳奉阴违，表面是宋学，骨子里是汉学，对于朱子，直接攻击者少，敷衍面子者多，其间拥护程朱的，多半是阔老，一面骂陆王派为狂禅，一面骂汉学家为破碎，反抗程朱，便是大逆不道，宁说为周孔错，不说程朱非。”[16]（p.60）梁启超这里所说的阔老，大抵是指陆陇其、李光地、熊赐履等人，他们都是程朱派，对阳明之学十分厌恶，对其的攻击也是不遗余力。正如黄宗羲、梁启超所说，他们攻击阳明心学的口实，便是狂禅。从明末清初程朱派的理学家的批评中，可以看出狂禅的两个特点。
　　 “狂禅派”主儒释合一，以禅证儒、以儒证禅，是最为程朱理学家所诟病的。四库馆臣对李贽的儒释合一之说极为痛恨，使用了过分严厉的语言来评价李贽：“大抵主儒释合一之说，狂诞缪戾，虽粗识字义者皆知其妄。”[23]（卷一三一，《初潭集》提要）李贽的这种儒释合一，也就是赵大洲所说的“以儒证佛，以佛证儒。”[24]（p.190）这种主张对笃守程朱的理学家来说，是不能容忍的。朱国桢《涌幢小品》卷十六：“今日士风猖狂，实开于此。全不读《四书》本经，而李氏《藏书》、《焚书》人挟一册以为奇货。坏人心，伤风化，天下之祸，未知所终也。”熊赐履更进一步指出狂禅对程朱理学的破坏作用：“昔之佛老，犹是门庭之寇，今之狂禅，则为堂奥之贼矣。昔之佛老，犹是肤骨之疾，今之狂禅，遂成心髓之毒矣。”[25]刘宗周“深鉴狂禅之弊”，读书讲学倡导慎独，以诚意为主。刘宗周所谓的狂禅，即是“明以来讲姚江之学者，如王畿、周汝登、陶望龄、陶奭龄诸人，大抵高明之过纯入禅机，奭龄讲学白马山，至全以佛氏因果为说，去守仁本旨益远。”[23]（卷九三，《刘子遗书》提要）明确地说出了狂禅的特征是以禅入儒，又以儒入禅。耿定向撰《王心斋传》：“同里人商贩东鲁，间经孔林，先生入谒夫子庙，低徊久之。慨然奋曰：‘此亦人耳，胡万世师之称圣耶？’归取《论语》、《孝经》诵习。……久之，行纯心明，以经证悟，以悟释经（行即悟处，悟即行处），慨世学迷蔽于章句……”其中的“以经证悟，以悟释经”就是狂禅以禅证儒、以儒证禅的恰当解释。
　　 不管是王心斋还是李贽、陶周望等人，他们这种以禅证儒、以儒证禅的学术方法，正是继承了王阳明的良知之学不从“故纸费精神”的精神。王阳明在《示诸生诗》中说：“尔身各各自天真，不用求人更问人。但致良知成德业，漫从故纸费精神。乾坤是《易》原非画，心性何形得有尘？莫道先生学禅语，此言端的为君陈。”所以张君劢说，狂禅是由王阳明的无善无恶的良知本体发展而来的。
　　 能说明狂禅这个特点的典型事例便是管志道。管志道在著作中也屡屡提到狂禅，而且以辟狂禅自居。钱谦益在《牧斋初学集》之《湖广提刑按察司佥事晋阶朝列大夫管公行状》中引用管志道的话，说：“今日之当拒者，不在杨墨而在伪儒之乱真儒；今日之当辟者，不在佛老而在狂儒之滥狂禅。”管志道主张三教合一，但细来看，管志道的三教合一，还是主张以儒统释老。焦竑在论及管志道之学时说：“其言闳博逶迤，词辨蜂涌，大归冀以西来之意密证六经，东鲁之矩收摄二氏。”[26]（续集卷一四）管志道对儒学的重视，从他反对狂禅的言论中也可以看出来，“有至善之源头，出于量非量之上，则邵子之所谓非惟吾不得而知之，圣人亦不得而知之也。看痛枵心儒者，一人狂禅狂玄灭裂之论，反卑孔矩而北面二氏之流徒云。”[27]（卷五）管志道认为，正是因为狂禅的鼓倡，才使得儒学的地位日降，因而在他的著作中，对王阳明及阳明后学特别是泰州学派中颜山农等人不满的言论，处处皆是。如他评价明末的士风时说：
　　 今士风日趋于顽钝无耻，其高者尤在小人无忌惮中，倘裁之以孔孟之矩，则有所托而自文，吾不知其信心何在，然则主忠信三言，真对时症之良药也。若又信非所信，则圣人亦末如之何也。[27]（卷一）
　　 他对泰州学派颇不为然，“盖天道好还，诸侯至于畏士，则坑土嫚士者必相继而至矣。国朝出颜钧、梁汝元、李卓吾之徒，几酿此衅，犹赖高皇帝之遗泽尚流，有为之小惩而大诫者。”[27]（卷二）
　　 虽然如此，但程朱派理学家却认为管志道本身就属于狂禅派。高攀龙说管志道之所以辟狂禅，正是其苦心处，“至于阳尊程朱，阳贬狂禅，而究竟则以程朱之中庸、五宗之佛性并斥，更是其苦心勤力处，欲使辟佛者更开口不得也。”[23]（卷三七，《高子遗书》提要）辟狂禅只是表面现象，而实质仍是用佛禅统率三教，“尊崇儒矩，排斥狂禅，亦不过谓世法宜然。而窥先生之意，实以一切圣贤皆是逆流，菩萨本无三教，惟是一乘耳。故攀龙谓先生之学，全体大用总归佛门而后之。信先生者，必以牟尼之旨；疑先生者，必以仲尼之道。”[28]（卷八上，《与管东溟二》）四库馆臣说得更为明确：“是书诠解《孟子》，分订释、测义二例。订释者取朱子所释而订之，测义则皆自出臆说，恍惚支离，不可胜举，盖志道之学出于罗汝芳，汝芳之学出于颜钧，本明季狂禅一派耳。”[23]（卷三七，《孟子订测》提要）认为他是狂禅的依据，就是因为他的著作“皆自出臆说，恍惚支离”。熊赐履曾说：“昔之儒只要辟佛老，今之儒只要佞佛老。昔之儒只要明二氏之异，今之儒只要明三教之同。狷不裁，不失为狷介；狂不裁，便成了狂禅。”[6]说的大概就是管志道这种类型的吧。
　　 由此可以明证，是否狂禅，不是表现在口头上对狂禅的批评与赞扬，而是那种在学术与思想上体现出以禅解儒的做法与精神。《四库全书总目》中的几条提要，将狂禅的这个特点说得极为清楚：
　　 （1）自明正德嘉靖以后，其学各抒心得，及其弊也肆。如王守仁之末派，皆以狂禅解经之类。[23]（经部总叙）
　　 （2）盖明末心学横流，大抵以狂禅解易……[23]（卷八，《周易翼简类解十六卷附群经辅易说一卷》提要）
　　 （3）《论语咏一》仿宋张九成之例，以绝句代笺疏；次《孟子略述》，随意标举而说之，故曰略焉。四书皆崇祯十二年诏狱中作以授其子珏者，次《诗书论世》三卷，则杂论《诗》、《书》二经，大抵皆明末狂禅提唱心学，无当于圣贤之本旨。[23]（卷三四，《諴阳草堂说书》提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