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明昱、钱谦益同时的禅僧也谈了对狂禅的看法。稍微不同的是，他们对五家禅是十分尊重的，并不认为五家禅是佛教或禅宗的败落，相反却认为五家禅是开悟人的极佳途径。如永觉元贤禅师说：“新丰创立五位，发明正中妙挟之制。虽仅仅数言，而造道之功，接人之用，无不毕备。造道则功位互明，而极于功位互泯；接人则君臣互用，而极于君臣道合。大都剪诸见之稠林，截万端之穿凿，必底于闲名谢灭之境而后已，岂比笼统之狂禅，廉纤之曲学，而混滥祖庭哉！”[12]（卷二八，《先德微言•后序》）这里所说的狂禅，是指五家禅的末流，只学到五家禅的模样，而没有学到实质，“如今有等人，只弄虚头，向古人公案上穿凿，学颂，学拈，学答话；向人前，或喝，或棒，擎举，竖指。从东过西，从西过东，拂袖便行，推倒禅床，转身作女人拜，打个筋斗出门去。此等虽是古人已用三昧，今日种种相袭，便成恶套了。”[12]（卷四）又如：
　　 立心切要仿古，制行莫近狂禅。内省常自知过，方能远俗希贤。[12]（卷二四，《示上生上人》）
　　 说得也是同一意思。
　　 现在许多研究者因袭了对狂禅的这种看法。郭朋在《坛经校释》中对“若不见佛，即无所归；既无所归，言却是妄”的注解说：
　　 “既无所归”，而又“言归”，岂非虚妄！这里，慧能以“若不见佛，即无所归”的命题，来否定通常意义的“归依佛”，它实已开启日后“呵佛”狂禅的端倪。
　　 葛兆光也认为禅宗的这种呵佛骂祖的作风是狂禅，而且在表述上理论色彩浓厚。如果在信仰中没有了崇拜与模仿对象，那么信仰的情感就会无所依附而缺乏方向。宗教收拾的是散乱的人心，仿佛木桶需要桶箍才能把片片木头会聚起来一样。可是禅宗在这个阶段，把佛法僧三宝都当作无须崇敬的“干屎橛”等，就没有可以用来凝聚人心的东西了。这种对崇拜对象的打破，会出现两种结果：一方面，有可能使人从重重束缚中解脱出来；“另一方面这种感受与体验瓦解了理智与道德的规范，随心所欲的感受一旦冲破规范的界限，自然适意就有可能变成自由放纵，从而导致狂禅之风的泛滥。”[13]（p.351）刘逸生在《龚自珍己亥杂诗注》中说，狂禅是“指佛教禅宗后期的神秘主义。这一时期禅宗的表现是，他们认为用一般语言不可能说明禅宗的道理，因而采取隐语、暗喻甚至拳打脚踢的动作为表达方法；他们也否认人们的逻辑思维能认识客观真理，他们呵佛骂祖，否定经典，只靠个人‘顿悟’，所以又更近于神秘主义。”[9]（p.113）
　　 再说狂禅的第二种含义。狂禅的第二种含义是指一种思想潮流。这种潮流是王阳明开其端，以阳明后学尤其以王学左派之泰州学派为主流。全祖望在《槎湖书院记》中谓，王阳明之学虽然足以振章句训诂之支离，可为救弊之良药，但在流传过程中，“遂有堕于狂禅而不返，无乃徒恃其虚空知觉，而寡躬行之定力耶？”并且认为，王阳明及后学，“盖其所顿悟者原非真知，则一折而荡然矣。是阳明之救弊，即其门人所以启弊者也。”[14]（外编卷一六）也就是说王阳明学说是为了救章句之学的支离，而阳明后学却走向了极端，突破了程朱理学规范的限制。黄宗羲说：“泰州之后，其人多能赤手以搏龙蛇，传至颜山农、何心隐一派，遂非名教之所能羁络矣。”[2]（卷三二）即如现代学者贺麟在评价冯友兰时所说，讲程朱而不能发展到陆王，必失之支离；讲陆王而不以程朱为约束，那么必失之狂禅[15]（p.34）。
　　 在近代，梁启超是对泰州学派和狂禅关注最多的人之一，他说：“当时儒学末流，养成狂禅，分明是学佛教，抵死不肯承认与佛教有关。”[16]（p.62）“请言旧派中之王学，晚明学风之敝，流为狂禅，满街皆是圣人，酒色财气不碍菩萨路，猖幻至此，势固不得不有所因革。”[17]（p.78）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张君劢，指出狂禅是持王阳明“无善无恶心之体”太过而招致的一种思想，“黄宗羲致力于修正阳明学说，是对王畿及泰州门人求体于无善无恶的狂禅的反动。对这些狂禅者，逻辑训练是没有用处的，因为他们所求的，是非对待者，是没有善恶之分的体。他们的另一说法是，应以自然方式求体，也就是说，不要加以丝毫人为之力。”[18]（p.436）现代学者杨向奎也持同样的看法，他在《清儒学案新编》中多次提到狂禅，明确提出狂禅是由泰州学派发展而来的，“明中叶后本为王学的天下，泰州学派兴，末流遂入于狂禅，于是蔑仁义弃礼乐，形成反对传统儒家思想之异军。”[19]（p.70）直到现在仍然有一些研究者注意到狂禅这一问题，如谢思炜在《禅宗的审美意义及其历史内涵》中说：“在唐代，呵佛骂祖的狂态还仅仅保持在禅宗教团内部，仅仅反映了宗教内部冲破教义束缚的解放需要，到宋以后，精神分裂式的发狂愈来愈频繁地成为世俗士大夫的生活感受，终于在明代与理学中的异端相结合，淹成汹涌的狂禅之风。”[20]
　　 　　　　三
　　 根据目前所搜集到的资料，“狂禅”一词指代第一种含义的较少，已全在文中引用，所包含的内容也比较简单。绝大多数的资料是指代第二种含义的，所指称的对象主要是晚明一些反抗程朱理学的卓立不群的思想者，他们对晚明的思想界和文学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此我主要在这个含义层面上对狂禅进行探讨。
　　 明正德以后的学者“不走姚江，即向增城（湛若水）”[14]（外编卷一六，《槎湖书院记》）（注：《明史•吕楠传》亦云：“时天下言学者，不归王守仁，则归湛若水。”），而且“后来儒者之必趋于狂禅”[14]（外编卷一九，《丰学士画像记》），可见这种狂禅思潮的强大。阳明后学中，颜山农、李贽等人为狂禅的典型。钱谦益《瞿元立传》中说：“痛疾狂禅，于颜山农、李卓吾之徒，昌言击排，不少假易。”[11]（卷七二）狂禅最直观的表现是在狂禅者的行为方式上。顾宪成曾借苏东坡与程颐的对答来评价泰州学派中的人物，说：“东坡讥伊川曰：何时打破这敬字？愚谓近世如王泰州座下颜何一派，直打破这敬字。”[21]（卷九）这里所说的打破“敬”字，即打破程朱所要求的社会行为规范。明末笃守程朱的陆陇其，也曾以苏东坡说明狂禅，其《读张文潜江上诗因嘲》：“宛丘先生学颇坚，惜从苏氏杂狂禅；莫道纷纷浑似梦，人生何事可茫然。”[22]（外集卷六）如果连苏东坡都称以狂禅的话，那么泰州学派可算是狂禅中之狂禅了。陆陇其说：“明之中叶，自阳明王氏倡为良知之说，以禅之实而托儒之名……龙溪、心斋、近溪、海门之徒从而衍之……而古先圣贤下学上达之法灭裂无余，学术坏而风俗随之。其弊也，至于荡轶礼法，蔑视伦常，天下之人恣睢横肆，不复自安于规矩绳墨之内，而百病交作。”[22]（卷三，《学术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