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华严宗

　　 华严宗以《华严经》为宗经，实际创始人是唐初的佛学大师法藏。因为法藏深受武则天赏识，被赐名为贤首，世称贤首大师，故华严宗又名贤首宗。研究华严宗的学者不乏其人，但影响较大的仍数汤用彤、任继愈、郭朋、石峻、方立天诸人。
　　 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稿》第四章之“华严宗”一节，具体论述华严宗的创宗始末、师资承传、著述和演变情况，指出华严之盛“一有法藏之大弘此教，二有《华严》之传译，三有武则天之提倡”，对华严宗的研究实有开拓、奠基之功。
　　 任继愈《华严宗哲学思想略论》（注：载《汉唐佛教思想论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版。 ）则对华严宗的哲学思想进行了多方面多角度的剖析，认为华严宗的哲学是唯心主义的，其论证方法则有相对主义、不可知论和诡辩论的特点，旨在千方百计地抹杀事物的客观存在，混淆个别与一般的差别；同时指出：“总体来看，华严宗在中国哲学史上许多流派中较为注意范畴的阐明。它涉及到个别与一般、同一与差别、发生与消灭、时间与空间、本质与现象等等。从认识论上说，不能不说是一个发展。”
　　 郭朋在《隋唐佛教》第四章关于华严宗的一节里，对华严宗史的重要代表人物和华严宗的主要典籍都做了详尽的介绍，对华严宗的基本思想——“法界缘起”论、“六相”与“十玄”也作了细致的剖析。其中最具特色之处，在于尖锐地揭露了华严宗对武周政权的合作与效劳，认为华严宗是适应武周统治的需要而建立起来的教派。
　　 石峻、方立天在《论隋唐佛教宗派的思想特点》一文中论到华严宗时，着重分析了它在理论上的调和色彩，认为华严宗“法界缘起”论的核心是论证“事事无碍”，而这“事事无碍”是一种肯定差别性，又片面夸大统一性的圆融无碍思想。这种思想随着历史的发展，理论上的调和色彩愈来愈浓。它不仅调和原来佛教各宗各派，调和新形成的禅宗思想，而且还积极调和儒家、道家的思想，强烈地表现出企图统一三教九流的倾向。方立天又著有《华严金狮子章校释》（注：中华书局（北京），1983年版。）一书，通过对法藏的代表作《华严金狮子章》的校释和评述，更加深入具体地探讨了华严宗的唯心主义思辨哲学的特点。书中所附《华严金狮子章评述》，对《金狮子章》的组织结构和思辨逻辑，以及对作为华严宗思想核心的“六相”和“十玄”，还有法藏的“判教”都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文章在指出法藏学说的唯心主义思想本质（客观唯心主义而又兼有主观唯心主义思想）和为武周封建统治服务的政治本质的同时，对于华严宗在思辨逻辑和认识论上的贡献也作了迄今为止最为大胆的肯定。
　　 邱高兴《华严宗宗祖法藏的生平及其思想》（注：《世界宗教研究》1990年第2期。）一文，通过华严宗的判教学说、 法界缘起及圆融无碍等理论考察了法藏的思想。他又撰有《李通玄与法藏的佛学思想比较》（注：《世界宗教研究》1998年第1期。）一文， 对华严宗的实际创始人法藏和华严宗思想的异端人物李通玄的思想，从判教、佛性学说、观法实践等方面进行了比较。这是青年学者研究华严宗思想体系的可贵尝试。

　　 　　五　禅宗

　　 禅宗始盛于唐中期，以后诸宗衰落，禅宗独盛，成为中国佛学的主流。禅宗在中国思想史和佛教史上的影响最大，对禅宗的研究也就最充分，论著最多。
　　 首先对禅宗倾注了巨大热情的是胡适，他在1924年开始，写出了一系列研究禅宗史的论著，其中如《禅学古史考》（注：《新月》1卷6期，1928年8月；又见《胡适文存》三集，上海亚东图书馆1930年版。 ）、《神会传》（注：《胡适论学近著》，商务印书馆1935年12月版。）等，曾经有过很大的影响。尽管胡适的研究有主观唯心论的偏颇，不少论断属于主观臆断，但他在弄清禅宗史实方面不无贡献，他强调禅宗在哲学思想上的创新和革命作用，对后人也颇有启发。
　　 汤用彤对于禅宗史的研究也下了很大功夫，其成果具见《隋唐佛教史稿》第四章《唐之宗派》第六节《禅宗》。此外对于禅宗史作较全面论述的有任继愈《禅宗哲学思想略论》（注：载《汉唐佛教思想论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版。）、 郭朋《隋唐佛教》第四章第四节《中国佛教特产——禅宗》。任、郭二人都比较注意把禅宗放在唐代社会政治、经济背景下加以考察，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禅宗具有一些有价值的思想资料，在一定条件下起了某种进步作用。但任文强调禅宗“以宗教麻痹人心，是它的主要方面，它和其他宗教一样，教导人们忍受苦难，把苦难看作无足轻重，甚至教人当作快乐迎接它，培养人们逆来顺受的奴化性格”。郭文强调禅宗对于封建统治阶级来说，是一种更简便更有奇效的自我陶醉和欺骗人民的工具，是引起封建士大夫阶层更大兴趣的一个佛教派别。
　　 在台湾方面，印顺法师于1971年出版的《中国禅宗史》（注：1971年在台湾出版，大陆把它收入《东方文化丛书》，江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12月第1版。）对从印度禅到中国禅的发展、禅学的中国化、 牛头宗在中国禅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坛经》的成立与禅学、曹溪禅的开展及其发展分化过程等重要问题，都作了深入研究，新鲜见解很多，对于后学极富启发意义，是研究中国禅宗史特别是唐五代时期禅宗史的极有价值的著作。
　　 自80年代末叶开始，大陆学者掀起了研究禅宗史的新高潮，推出了一批重要论著。其中专著方面影响较大的有洪修平《禅宗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注：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2月第1版。）、杜继文、魏道儒《中国禅宗通史》（注：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潘桂明《中国禅宗思想历程》（注：今日中国出版社，1992年11月版。）、葛兆光《禅宗与中国文化》（注：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等。
　　 《禅宗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从外来佛教与传统哲学文化的相互关系中探讨了佛教的中国化过程，并从佛教中国化这个大背景下来考察禅宗的形成与分化发展，提出了许多有创见的观点。例如，针对以往大多数学者片面强调禅宗为中国传统思想的产物，而忽视禅宗来自佛教本身的渊源这一弊病，作者着重指出禅宗的思想核心及其立场、方法都没有超出佛教的范围，但它熔佛教各家学说于一炉，并大量摄取儒道等传统思想的内容和方法，因而禅宗本质上是“渊源于外来的佛教而形成于传统文化之中”。这样的观点新颖而有说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