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禅宗通史》把禅宗的形成放在广阔的社会背景下加以考察，指出其社会基础是失去土地的农民——流民与失意的士大夫，在禅宗里，有农民和士大夫的投影。又指出禅宗自叙的史籍多不可信，僧史、寺志、地方志要可靠一些，塔碑记文、正史、笔记的可靠性更胜一筹。此类观点，有发聋振聩之效。
　　 《中国禅宗思想历程》在前辈学者研究的基础上，主要从思想史的角度，论证和描述中国禅宗思想在封建时代形成、发展、变质和衰落的基本线索，探索这一过程的历史规律和内在原因。其中论述神秀、慧能、神会、牛头禅和保唐禅、马祖道一及其洪州禅、临济禅、曹洞禅、宗密华严禅等诸家禅学思想的篇章，都富有新意。
　　 《禅宗与中国文化》着眼于禅宗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和影响，多方面多角度地对禅宗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密切关系作了通俗生动的说明。
　　 在论文方面，也是新作迭出，精彩纷呈。吴炎《唐代禅宗对我国佛教的改革》（注：《社会科学（沪）》1984年第2期。 ）对于禅宗改革运动的起讫时间和基本内容作了比较全面的论述，认为改革时间从慧能起，延续至北宋，改革内容主要有如下四点：1、 反对把释迦牟尼及其弟子神格化，反对把佛像当成神来崇拜；2、反对经院式的义学研究， 提出“教外别传，不立文字”；3、抛弃违背中国民情的戒条， 创立禅院，开展山林和农村的平民佛教；4、提倡在家佛教。 其结果是从理论到实践对佛教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改革，使禅宗成为中国佛教的主流。
　　 李锦全也探讨了禅宗改革的问题，他在《对慧能改革南宗教义的一点探索》（注：《中国哲学史》1998年第1期。）一文中， 认为慧能南宗的禅法，与先秦儒、道两家在思想理路上颇有相近的地方。而禅宗否认偶像崇拜，呵佛骂祖，是否会成为无神论的宗教，值得研究。又认为，慧能禅学注重自我解脱，通过净化人心来成就独立人格，自行把握人生真谛，并获得精神上的自由，这就是他在中国佛学史上作出的主要贡献。
　　 解启扬《惠能的佛教改革与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之比较》（注：《阜阳师专学报》1998年第1期。）把禅宗对于佛教的改革， 与中世纪欧洲的宗教改革进行了比较，认为禅宗的朴素平等观反映了广大平民的愿望，而中世纪宗教改革强调在信仰面前一律平等，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的愿望；但禅宗的“顿悟说”和马丁•路德的“因信称义”说都夸大个体心性的作用，都带有浓厚神秘色彩，因而是唯心主义的，非理性的。
　　 洪修平《惠能南宗禅学思想辨义与新探》（注：《世界宗教研究》1992年第4期。）对于惠能禅学理论作了深入的分析， 认为惠能禅学思想是植根于传统文化之中的，其基本特点是以般若实相说融合涅槃佛性论，将实相无相与心性本净结合起来，从而将真心拉向了人们当下之心。惠能禅学理论的核心是人的解脱问题。它是一种唯心论，但并不能以通常意义上的主观唯心主义或客观唯心主义来简单概括。
　　 邢东风《中国佛教南宗禅的无法之法》（注：《哲学研究》1991年第6期。）一文，把着重点放在南宗禅的修行方法论上， 在以往的研究中不多见，很值得一读。随后他又发表了《略论早期禅宗——南宗禅的背景问题探讨》（注：《世界宗教研究》1993年第1期。）， 论述了禅宗的起源及早期禅宗的二重性问题，认为禅宗源于南北朝时代的山林佛教，至四祖道信时期开始成为宗派；早期禅宗从道信到神秀既有革新的意向，又保持着当时流行的规范化禅法模式；其修行手段不能有效地实现他所追求的修行目标，这一困境，迫使一部分禅宗信徒探索新的解脱途径，最终促使南宗禅的出现。
　　 对于禅宗佛性论的研究是一个新的热点问题。孔繁《慧能“顿悟”说之评价》（注：《世界宗教研究》1996年第1期。 ）认为佛性论是慧能“顿悟”说的理论依据，而慧能的佛性论乃是主体心性论，强调主体的自我觉悟高于一切，极大地突出了作为主体的个人存在，增强了主体的权威与自尊；文章又论述了慧能对禅定的新解说，认为慧能提出“定慧等”，取消了“定”与“慧”在认识上的不同层次。他以“顿悟”教人，提出“顿悟成佛”，更加深入下层社会，获得更为广泛的信众，以至佛教各宗都无法与它抗争。
　　 胡京国《慧能嗣法“偈”辨析》（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8年第2期。）则探讨了慧能佛性论的本质问题， 认为嗣法偈的核心思想是“佛性常清净”，宣扬佛性是客观精神实体，属于大乘有宗，反映出慧能哲学思想是客观唯心论；后来“佛性常清净”被篡改为“本来无一物”，使人误认慧能思想为虚无主义，属大乘空宗，是主观唯心论，造成了千古谬误。
　　 学者们对于禅宗的伦理思想也进行了探索。温金玉《禅宗伦理思想初探》（注：《世界宗教研究》1992年第4期。 ）认为禅宗伦理思想融摄了儒家、道教的思想，自成体系。它在佛教的宇宙观和真如中道思想的基础上，构建了人格本体论并解释了禅宗道德的修养、教育、原则等等，其禅法实践、佛性理论、善恶价值观都是指向道德修养的主体，表达了纯任自然的理想人格，因之包含了一些反传统、反道德的合理思想，体现了审美性、内向性和兼容性三个特征。
　　 禅宗的宗经是《坛经》，它是由慧能的弟子对慧能一生说法所作的记录，也是唯一一部被奉为“经”的中国僧人著作。因此，禅宗史家无不重视对于《坛经》的研究。胡适在其所作《坛经》考证中，根据《坛经》中杂有慧能弟子神会的思想和事迹，大胆地断定《坛经》乃神会的作品，这一说法为多数研究者所不能同意。近年郭朋对《坛经》作了系统研究，写出了一系列专著和论文。其中《坛经校释》（注：中华书局（北京），1983年版。）一书集其研究成果之大成。书中批驳了胡适的观点，认为《坛经》是慧能说法的记录，因而可据以研究慧能的思想；慧能去世之后，后人对于《坛经》的增删改窜则“正标志着慧能以后禅宗的发展和演变”。
　　 90年代以来，对于《坛经》的研究又有新的重要成果出现，最突出的是杨曾文编著的《敦煌新本六祖坛经》（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的问世。本书利用1935年敦煌名士任子宜先生发现的“敦煌本”《坛经》，参校旧传敦煌本《坛经》，经四年修改补充而成，具有版本最新、资料丰富、研究精深的特点，推翻了原有敦煌本《坛经》是天下孤本的结论，为研究者提供了新的资料和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