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桂明《论唐代宗派佛教的有情无情之争》（注：《世界宗教研究》1998年第4期。）对唐代佛性论的发展演变作了理论概括，认为从天台智顗的“性具善恶”说到惠能的“无情无佛种”，再到荆溪湛然的“无情有性”说，更到禅宗“南方宗旨”的“见闻知觉”，最后到临济义玄的“向逆顺中觅人”，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辩证发展过程。“无情有性”说为禅宗人文精神的发扬提供了机会，而禅宗洪州临济等派系通过对“无情有性”说的批判，酝酿着一种新的人文精神。
　　 唐代后期，出现了禅宗和其他教派融合的思潮，其代表人物是宗密。因此，有不少论著对宗密进行了研究。李富华的《宗密和他的禅学》（注：《世界宗教研究》1983年第1期。 ）认为中国禅学思想的最早总结是由宗密完成的。宗密禅学的基本内容，可概括为“显顿悟资于渐修，证师说符于佛意”，包含着调和与会通两种倾向，调和是迎合禅门诸家所好，不论诸家之是非而一律予以肯定；会通是教禅一致的思想，较早地反映了三教融合、诸宗合流的趋势。文章还对宗密的师传进行了考证，否定了胡适在50年代提出的宗密为成都净相寺神会传人的旧说。
　　 周群《宗密禅教合一思想述论》（注：《南京师大学报》1991年第4期。）认为，宗密提出的“经是佛语，禅是佛意”， 是作为一种禅教融合的手段，在宗密看来，禅之三宗与三教是神韵相通、一一对应的。张春波、李曦《宗密禅教一致说的实质》（注：《五台山研究》（太原）1989年第1期。）则认为， 宗密看到了禅宗言行对统治者的“危害”，其禅教一致的理论，对于唐武宗灭佛作了理论上的准备。而禅宗的思想，事实上为后来农民起义作了舆论准备。
　　 董群《宗密禅学思想的历史地位浅析》（注：《世界宗教研究》1995年第1期。）认为宗密的禅学是一个融合的体系。他对佛教和儒道都进行了批判总结，这种在批判基础上的融合，体现出宗密禅学在中国佛教发展史和中国哲学思想史上的特殊地位，它在传统哲学和宋明理学之间，佛学和宋明理学之间，乃至隋唐佛学和宋明理学之间，都是一个重要中介。 向世山《论宗密的方法论模式》（注：《中华文化论坛》1998年第4期。）总结了宗密的方法论特点，认为可称之为“和会”思想，具体表现为“四段论”，即：客观记取——辨明深浅——指证得失——会通本末。
　　 对于开启晚唐五代禅宗“五家七宗”之源的马祖道一和石头希迁两位重要禅师，青年学者何云先后撰写了《马祖道一评传》（注：《世界宗教研究》1989年第1期。 ）和《石头希迁评传》（注：《佛学研究》创刊号，1992年12月。），对这两大家的思想体系和修行特色作了概括。潘桂明的《曹洞宗“回互”学说述评》（注：《安徽大学学报》1990年第1期。），研究了由石头希迁发展出来的曹洞宗的思想特点， 认为曹洞宗主要表现为与传统的儒家思想的结合。曹洞宗之“偏正回互”说，其用意之一，就是要借理事圆融调和儒家思想，使之不相违背。
　　 黄燕生的《唐代净众——保唐禅派概述》（注：《世界宗教研究》1989年第4期。 ）对流行在四川成都一带的早期禅宗派别净众—保唐禅派作了研究，指出此派是兼有南北两宗特色的派系，同时分析了此派很快湮没的原因。杜斗城《敦煌本〈历代法宝记〉与蜀地禅学》（注：《敦煌学辑刊》1993年第1期。 ）考证《历代法宝记》撰于唐大历年间，出自蜀地禅僧无住门人之手。并从此书入手，考述了蜀地禅学的有关问题。
　　 在佛教与文化关系方面，任继愈的《禅宗与中国文化》（注：《社会科学战线》1988年第2期。）一文， 对禅宗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发表了深刻的意见，认为禅宗在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史上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其最大贡献，是完成了中国哲学由本体论向心性论的发展，宋明理学可以说是接着禅宗的心性之学继续开拓新领域，最终形成儒教。禅宗提出的心性论，是中国哲学史上的重要环节，是嫡系正宗而不是旁支别派。
　　 不少文章还就禅宗人物、典籍、史迹进行了考证和分析，其中陈寅恪《禅宗六祖传法偈之分析》（注：《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最称精彩。本文对历来被人赞为绝妙好词的慧能传法偈，独能指出其“譬喻不当，意义不完”，又考究禅门故事，说明“南宗禅非独其教义宗风溯源于先代，即文辞故实亦莫不掇拾前修之余绪”。如此分析，出人意料，发人深思。

　　 　　六　三论宗、三阶教、净土宗、密宗、律宗

　　 此数宗或因流行时间短暂，或因注重信仰，缺乏宗教理论，国内学者论之者不多。与日本学者在此一领域的丰富著述形成鲜明的对比。（注：日本学者在此一领域的重要论著有：镰田茂雄《初唐的三论宗和道教》，载《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46号，1968年；矢吹庆辉《三阶教之研究》，中译本分载于《海潮音》16卷第2—6期、8—12期、 17卷第1期，1935—36年；塚本善隆《唐中期净土教》， 载《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报告》第四册，1933年12月；长部和雄《中国密教史研究》，载《神户商大》1卷2、3号，2卷1、2号，3卷1、2号，4卷1—4号，5卷1、3、4号，1965—1970年。）在为数不多的论著中，汤用彤《矢吹庆辉〈三阶教之研究〉跋》和《评〈唐中期净土教〉》二文值得注意。前者揭出法相宗名宿曾共三阶教人校阅写经，后者论述净土信仰之发达不在南北朝而在唐代，与世运之推移相关，即唐代帝王公卿以及士人，出于生死之恐惧，为作来生之计，率发心弥陀，信仰净土。这两点皆为精辟之论。
　　 至于比较全面地论述以上各宗，除汤用彤早年的讲稿《隋唐佛教史稿》立有“三论宗”、“戒律”、“净土宗”、“真言宗”、“三阶教”专节外，今所见唯郭朋《隋唐佛教》一书中有关章节的论述最为详赡。其于三论宗，详述了此宗的思想渊源，评价了创始人的生平和创教活动，并着重剖析了三论宗的基本思想：虚无主义（唯心主义）的世界观——“一切皆空”与“八不思想”；形而上学的认识论——二缔论；折衷主义的“中道思想”。其于三阶教，介绍了该教创始人信行的生平和著作，重点则在分析三阶教的社会意义。认为三阶教的“末法”思想，在一定的意义上反映了下层群众对社会的不满；三阶教遭受封建朝廷和正统的佛教上层的排斥，也说明了其思想和封建统治阶级的矛盾。在“密宗”一节，则分析了密宗盛行的时代背景，介绍了密宗的主要人物和主要经典，而特别剖析了密宗在信仰、仪轨和世界观方面的庞杂情况，揭露了密宗的纵欲主义。在“净土宗”一节，介绍了净土宗的奠基人道绰与善导的生平，净土宗的经典“净土三经”——《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阿弥陀经》，重点是分析“净土”思想的阶级实质。在“律宗”一节，作者论述了只有道宣才使律宗成为一宗。但所论只是说道宣对《四分律》作出了“定于一”的阐释以及关于传、受戒法制度的各种规定。据此是否就可成宗，还是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