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期，从宋孝建年间到梁天监前为成熟期。弘法地域微有扩展，西南至四川成都（37），东南至浙江富阳（39）。其不振缘由除了第二期相关分析外，似乎亦与进入一个相对平稳的阶段有关，而相较于此期间《高僧传》对其他事件的载录，起信事迹可谓微乎其微，南朝齐竟不书一条，梁也仅存唯一，同时起信手段也偏重于自标高（36、38）、创寺庙（37）、呈尊像（37），稍有弥灾祸（39）、显神迹（39），可说明民众对佛法已经有了认识。此时弘法起信似乎已不再成为高僧们的当务之急，佛教影响基本渗入了中土的绝大部分地区，确立了自身在东土的宗教席位（可证系年第一之推论）。
　　 历来谈论中国佛教史者，大多津津于何时何地佛法东披的问题，殊少对佛法如何在中土确立信仰及相关问题加以讨论（注：详见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一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相关综述。），葛兆光《中国思想史》也只是讨论了四世纪到六世纪的起信问题[6]（PP.375-378），殊不知更为重要的是二世纪至四世纪前后这段时间，且亦未能对《高僧传》有足够的重视，而《高僧传》作为成书最早、内容最富、保存最好的佛家史传（注：可参汤一介《高僧传•绪论》，史学大师如钱穆、陈垣都对《高僧传》极其重视，汤用彤更以《高僧传》为治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门径，陈寅恪亦对《高僧传》颇下功夫作有读书札记若干。）自然是研究这一问题的最佳著作。笔者对此久有兴趣，遂详阅全传、略有所得，又不自量力、草创成篇：作系年第一，明其时序；地域第二，晓其路径；事迹第三，显其作为；总论第四，推定三期。昔日钱穆作《刘向歆父子年谱》一举吹灭康氏伪经谬说，仅凭一部《汉书》，后人嗟叹不已、传为佳话，笔者心慕久矣，今撰此篇，聊表谨敬先贤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