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从诗学倡导到创作实绩看来，禅思对中国当代诗歌有深刻的沟通与影响。禅宗对语言彻底“忘言”、“除故”的方式，与现代诗消解语言的追求有相当程度的默契，使禅思与现代主义诗学之间的榫合极具可能性。孔孚、车前子、大仙、梁健的一些作品表达了对禅的理解和体验；游刃、欧阳江河、谷行、臧棣及晚期舒婷的一些作品中超度身心、与道体同一的内在意蕴包融了丰盈禅意，臻于无意为禅而禅意自浓、禅味自足的境界。禅思不但能为现代诗提供可资借鉴的思维方式及创造美感的无穷空间，还有利于反拨当代诗歌过于张扬、浮躁的弊病，使诗人从蹈虚凌空回到“即事而悟”，以平常心关注日常生活的体验与实践。诗禅相融是中国当代诗歌开阔自身境界、汲取传统资源的一条路径。

　　关键词　禅思　当代诗歌　超越语言　直觉顿悟　以禅入诗　诗禅相融

　　“诗为禅客添花锦，禅是诗家切玉刀”，元好问的这两句诗，道尽了中国传统文化中诗与禅密切相关的玄机。在中国诗史上，诗与禅的关系是一个显著的文学现象，不管是以禅入诗，以诗入禅，还是以禅论诗，以禅喻诗，都潜蕴着诗禅相通、互为转换的内在机制。对禅与中国古典诗歌千丝万缕的联系，学术界很早就给予了关注。那么，禅与在深刻的文化断层中成长起来的当代诗歌之间，是否还继续保持着沟通与关联呢？这一领域的研究，由于当代诗歌现象芜杂纷繁且距离太近，目前尚未得到深入开展。虽然当前诗歌创作已滑向了文化边缘，甚至有人已作出了关于世纪末诗歌死亡的预言，但其实诗歌之所以不再引人注目，主要是由于它消散了先前的表演性。在一种调整和蓄积中，90年代以来的诗歌仍以巨大韧性和坚实成绩向前探索。千年诗国，诗韵不灭，禅机圆活，在在显现，从诗学倡导到创作实绩，许多迹象表明，在后现代的文化语境下，同是生命美学和体验美学的诗与禅依然互为缠绕、血脉相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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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钟书在《谈艺录》中指出，西方十九世纪象征派诸诗人说诗已近于严羽的以禅说诗，“有径比马拉美及时流篇什于禅家‘公案’或‘文字瑜伽者’；有称里尔克晚作与禅宗文学宗旨可相拍合者；有谓法国新结构主义文评巨子潜合佛说，知文字为空相，破指事状物之轮回，得大解脱者”【周振甫编：《谈艺录读本》，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339页。】。此处“法国新结构主义文评巨子”指的是德里达，德里达的解构主义被称为“西方哲学的禅宗”，他可能是第一个涉及到反物质的“无”与“虚”的西方哲学家。从二十世纪初开始，经由中、日禅学者的传播，禅风西渐影响了不少西方人的思维与生存方式。在战后西方世界的心灵废墟上，禅学和禅宗智慧更是获得了新的生命力，不但在文化上起到了顺势治疗的作用，而且还激活了先锋文化潜在的反叛力和创造力，从约翰·凯奇的偶发音乐一直到基斯·哈林的涂鸦绘画，其间包括偶发、行为、物体、达达、地景、波普、装置诸艺术形态，及西方20世纪画坛现代派的各个分支--印象派、立体派、超现实主义、野兽派等名目繁多的“前卫艺术”，都可以在禅宗那里找到思想根据。然而，“橘逾淮为枳”，西方后现代文化对禅这种独特的东方智慧的吸纳充满了误读。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古老的汉语是最简约开放的语言，用以表达超物质的无形、无声得心应手；而西方语言长于知性、感性，弱于悟性，用以表达“禅意”自然捉襟见肘。“百姓日用即道”，以及“麻三斤”、“干屎橛”到了西方人那里成了“Ａｎｙｔｈｉｎｇｇｏｅｓ”（怎么都行），手段变成了目的，抽去了清纯向善的悟性，东方空明澄净的禅境被降低为挣脱束缚、肆意妄为的狂欢。这种有着变异的禅学因素的西方后现代文化，是中国当代诗歌建构自身品格的一个重要参照标准。
　　诗歌的嬗变缘于时代的嬗变。由于中国社会传统的文化格局在本世纪后期发生了急骤的转变，从而使诗歌不可避免地经受了一场外来文化的洗礼。从80年代初开始，西方现代与后现代、台湾四十年以来各种诗歌艺术和诗潮，纷至沓来，构成新时期诗歌丰富复杂、迷离激荡的背景。朦胧诗从一开始便毫无约束地接受瓦雷里、里尔克、叶芝、艾略特、庞德的熏陶，进而扩大了现代派诗人的范围。在向西方新潮的尽情开敞中，对民族传统的坚守已经淡化，诗人们的目光是建立新的诗学原则而非探索诗歌的民族形式。至1986年秋，以《诗歌报》和《深圳青年报》联手推出《1986年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群体大展》为标志，一时间莽汉主义、整体主义、新传统主义、四川五君、都市诗派、非非主义等等，旗帜纷繁的新生代诗人社团纷纷登场亮相，他们对现存文化、诗学和美学进行清算，推动艺术进一步向多元化发展。80年代末，诗歌领域中出现了更为大胆的实验者和向文学自身开战的挑战者，进入了“后新诗潮”时期。以韩东、欧阳江河、周伦祐、李亚伟等人为中坚的第三代诗歌，无论在诗歌理论还是在创作实践上，都明显流露出与西方后现代主义全面接轨的意图。进入90年代之后，市场经济在中国大地蓬勃兴起，中国向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过渡，技术和功利成为这个时代的巨型话语，诗歌被推向离大众越来越远的陌生境地。第三代诗人在自我封闭的文化缺氧环境下，各立山头从事创作，诗歌风貌日益分散化、多样化，以至于我们已经无法用单一的概念去描述它。这一时期出现了名目繁多的先锋诗派，如非非主义、新传统主义、极端主义、撒娇派、病房意识派、主观意象派、太极诗派等。这些诗人以对抗者姿态自处边缘，寂寞地从事于纯沙龙性质的新诗体和新语言的实验。他们主张取消原罪、取消仁、取消道；反美、反和谐、反对称、反完整、反真实；超越逻辑、超越理性、超越语法，甚至反诗、反语言、反文化，追求“复归原始”。这使得当代诗坛在呈现个性化、边缘化态势的同时，也出现了后现代“耗尽”式的虚无感。近年来，这种不及物的封闭的纯诗写作正日渐受到质疑，不少诗人和诗论家呼吁，长期以来诗歌中的“我”作为创造的泉眼被过分强调了，这种切断主客对话、个人与群体互动的倾向，使得很多诗人陷于新的二元对立思维，其中心就是一个无边膨胀的“我”。为此，西川谈到了“出神”（欧阳江河把它解释为“我在我不在的地方”），王家新则谈到王国维的“以我观物”与“以物观物”，主张把自身作为一个“场”或万物中之一物，作为一个不断变化的空间，溶入到存在的无穷和人类生活的复杂多样性中去讲话。郑敏则主张诗人在尊重自身的同时更应当尊重他者，对宇宙保持虔诚的信仰，对自然粗暴、对他者粗暴只会给诗歌领域带来污染【《大连日报》，2000年12月28日。】。这种由“有我”到“无我”的运思方式的悄然嬗变，让我们想到了洛夫在接受禅思之后的反思，他认为自己过去“过于依赖自我的绝对性，以致形成有我无物的乖谬。”“经过多年的追索，我的抉择近乎金刚经所谓‘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我们的‘心’本来就是一个活泼而无所不在的生命，自不能锁于一根柱子的任何一端。一个人如何找寻‘真我’？如何求得全然无碍的自由，又如何在还原为灰尘之前顿然醒悟？对于一个诗人而言，他最好的答案是化为一只鸟，一片云，随风翱翔。”【洛夫：《我的诗观与诗法》，见《诗魔之歌》，花城出版社，1990年，150页。】在大规模的“全盘西化”涌现诸多弊端时，转身向东方本土文化寻求丰厚资源，是台湾现代诗人洛夫、余光中、周梦蝶、羊令野、沈志方、杨平等曾走过的路径，中国当代诗坛虽然仍处在西方现代派思潮乱云飞渡的景观中，但已有许多诗人拒绝喧哗与骚动而趋向深思沉静，对绝对西方化进行批评，强调中国传统美学及东方美感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