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既与禅师诗僧相交往，其参悟程度如何， 也是正确理解其与佛禅关系的重要关目。从其诗文来看，韩愈不仅熟谙佛典，亦能在诗中化而用之，亦可见韩诗“句句有来历”之功夫，如《醉赠张秘书》一诗，有如下几韵：
　　 /k长安众富儿，盘馔罗膻荤。不解文字饮，
　　 惟能醉红裙。虽得一饷乐，有如聚飞蚊。^/
　　 这恰是《椤严经》中一段经文巧妙而不留痕迹的化用。经文称：“一切众生， 如一器中聚百蚊蚋，啾啾乱鸣于方寸中，鼓发狂闹”。信手拈来，化入诗作，恰如水中之盐，看似无，食之有味，韩愈对佛经的精妙把握和颖悟，连宋代大儒司马光也大为称赏，其《书心经后》曰：“世称韩文公不喜佛，尝排之，予观其《与孟尚书》论大颠云：‘能以理自胜，不为事物侵乱，乃知公于书无所不观。盖尝遍观佛书，取其精粹而排其糟粕耳；不然何以知不为事物侵乱为学佛者所先耶？”［1 ］（P213）韩愈之《与孟尚书》（有本作《与孟简尚书书》）虽竭力辩解其信奉佛事，却使人感觉到韩氏对佛禅的参悟之深：“潮州时，有一老僧号大颠，颇聪明，识道理，远地无可与语者，故自山召到州郭，留十数日，实能外形骸以理自胜，不为事物侵乱，与之语，虽不尽解，要自胸中无滞碍”［1］（P212）。韩氏对于大颠的评价，正与大颠高足三平禅师对其师的评价“理路相合”，因而有人判定：“退之非已从禅门入门，不可能为是言”［2］（P1452）。其“禅学”已“入门”亦有其诗为证，且看被人认定“禅悟”的七言绝句《遣兴》：
　　 /k断送一生惟有酒，寻思百计不如闲。
　　 莫忧世事兼身事，＠⑤著人间比梦间。^/
　　 《唐诗笺注》称：“禅悟后语。乃知公之辟佛，只是为朝廷大局起见， 正本塞流，维持风教，惟恐陷溺者多。”［3］（P1730）这确实是中的之论，亦是韩氏韩诗的知己之言。
　　 关于韩愈与佛禅的诸多复杂关系，尤其是韩诗呈示的多姿多态、 光怪陆离的艺术世界，不宜汲汲于南贬后诗与行迹的一一对应，应该说韩氏与佛禅有着更早、更深的因缘。诸多时贤、后来人早有觉察，其中，陈寅恪先生的考据论列具有相当的说服力，从总体上考察，“退之道统之说表面上虽由孟子卒章之言所启发，实际上乃因禅宗教外别传之说所造成，禅学于退之之影响亦大矣哉”［6］（P321）。 逮至陈先生点明韩氏“以文为诗”之“创体”亦受益于佛禅时，始觉按图索骥式的简单对号法，在思维方式、探讨路径及操作方法等方面有欠允当，所谓佛禅对韩诗的影响云云，理当是一种全局、浑整的把握。据陈先生考据，“以文为诗”完善地成于韩愈之手，肇始于佛经艰辛备至的yí＠①译过程，前秦译经圣手鸠摩罗什“每与ruì＠⑥论西方辞体，商略共异，云：‘天竺国俗甚重文制，其宫商体yùn ＠⑦以入xián＠⑧为善。凡觐国王，必有＠⑨德，见佛之仪，以歌叹为贵，经中偈颂皆其式也，但改梵为秦，失其藻蔚，虽得大意，殊隔文体，有似嚼饭与人，非徒失味，乃令呕哕也。什尝作颂赠沙门法和云：‘心山育明德，流薰万有延。哀鸾孤桐上，清音彻九天。’凡有十偈，辞喻皆尔”［7］（P53）。陈先生认为：“佛经大抵兼备‘长行’即散文及偈颂即诗歌两种体裁。而两体辞意又往往相符应。考‘长行’之由来，多是改诗为文而成者，故‘长行’乃以诗为文，而偈颂亦可视为以文为诗也……自东汉自退之以前，此种以文为诗之困难问题迄未有能解决者。退之虽不译佛经，但独运其天才，以文为诗，若持较华译佛偈，则退之之诗词皆声yùn＠⑦无不谐当，既有诗之优美，复具文之流畅，yùn＠⑦散同体，诗文合一，不仅空前，恐亦绝后，决非效颦之辈所能企及者矣。”［6］（P331）韩氏“以文为诗”是谓“空前”，是否“绝后”， 陈先生论断颇见分寸，“恐亦”之后，先生择出效法韩氏的两大成功范例，一苏轼，一辛弃疾，前者“以文为诗”，后者“以文为词”。站在今天的立场来审度中国诗学的这一公案，似能引发诸多理论话题，韩氏“以文为诗”在“主情”而以韵胜为主流风格的唐诗中，洵属一“大变”，为宋诗“以文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的主体风格提供了范型，“宋之苏、梅、苏、王、黄，皆为之发其端”［3］（P1595）。韩诗以奇崛、刚劲、用韵求险著称，然而，又因“以文为诗”的缘故，使其诗“深婉不足”而“少韵致”［3］（P1594）。《南山》一诗表现出韩诗诸多优胜处，也几乎暴露了韩诗所有的缺陷：
　　 /k吾闻京城南，兹为群山囿。东西两际海，
　　 巨细难细究。山径及地志，茫昧非受授。
　　 团辞试提挈，guà＠⑩一念万漏。欲休谅不能，
　　 粗叙所经觏。尝升崇丘望，戢戢见相凑。
　　 晴明出棱角，缕脉碎分绣。蒸岚相＠（11）洞，
　　 表里忽通透。无风自飘簸，融液煦柔茂。^/
　　 （全诗102韵204行，限于篇幅，恕不全录）
　　 该诗在韩诗中不算是最长的，但它的确体现了韩愈的才力和诗风的奇崛。 诗人将终南山的高峻雄奇，四序晴晦的变化，铺陈刻画，穷搜极想，生气勃勃地矗立于读者面前：“入手虚冒开局，‘尝升崇丘’以下，总叙南山大概。‘春阳’四段，叙四时变态。‘太白’、‘昆明’两段，言南山方隅连亘之所自。‘顷刻异状候’以上，只是大略远望，未尝身历。瞻太白，俯昆明，眺望乃有专注，而犹未登涉也。‘径杜墅’、‘上轩昂’，志穷观览矣。蹭蹬不进，仅一窥龙湫止焉。遭贬由蓝田行，则又跋涉艰然，无心观览也。层层顿挫，引满不发，直至‘昨来逢清霁’以下，乃举凭高纵目所得景象，倾囊倒箧而出之。叠用‘或’字，从《北征》诗化出，比物取象尽态极妍。然后用‘大哉’一段煞住。通篇气脉逶yí＠（12），笔势竦峭，蹊径曲折，包孕宏深；非此乎亦不足以称题也。”［3］（P1612—1613）其之于终南动态的把握、静态的捕捉，极尽形容之能事，然而也于兹坦露了韩诗的不足之处，“韩昌黎诗中律诗最少，五律尚有长篇及与同人唱和之作，七律则全集仅十二首，盖才力雄厚，惟古诗足以恣其驰骤。一束于格式声病，即难展其所长，故不肯多作”［3］（P1596）。韩愈之所以疏于近体，钟情古体，少于短制，意于长篇者，原因即是近体律诗颇多限定（诸如句数、字数、用韵及用韵的位置、联语的数目、位置，粘对，甚或“四声八病”等都需顾到。长律排律虽可随情随意延长，但毕竟还有格式、格律的要求），不能“足以恣其驰骤”。因而，恃力逞其长，就使得韩诗长篇居多，百韵乃至百韵以上的长篇巨制亦时有所见，如《元和圣德诗》竟128韵256行之多，《南山》诗亦有102韵204行。诗之开头即表示担心：群山环囿，东西“际海”的终南山，其“巨细”，用短章恐“难悉究”，因为像“山径”“地方”那样详备的文字，都未能讲述明白。因而，韩愈在大事铺排、极尽形容之后仍觉不够，竟在一诗中破天荒地连续使用51个“或”字，来描摹终南山的形态动静，而且还有本来就具比喻、形容功能的穿行于诗中的41个“若”字。这原因之于作者非常明确，“团辞试提挈，挂一念万漏”。如此想来、作来，诗焉得不长！后人称韩愈善于“叠句”，亦出于同一机杼，如《石鼓歌》中“‘黄帘绿幕朱户间’，是一句能叠三物。如‘洗妆拭面著冠帔，白咽红颊长眉青’，是两句叠六物。……如‘雨淋日炙野火烧’，‘鸾翔凤翥众仙下’，‘金绳铁索锁钮壮，古鼎跃水龙腾梭’，韵韵皆叠。每句之中，少者两物，多者三物乃至四物，几乎是一律”［3］（P1687）。即或择用更多的喻体，能将本体穷尽吗？其《石鼓歌》诗人固然不惜才情，大逞学问，“极其致思，凡累数百言，曾不得鼓之仿佛。岂其注意造作，求以过人欤？夫不假琢磨，得之自然者，遂有间邪？由是观之，凡人为文，言约而事赅，文省而旨远为佳”［3］（P1687）。与之相伴而来的是韩愈的以学问为诗、以议论为诗，且不论其组诗如《操琴十首》《秋怀诗十一首》等规模偏大的制作，就是一些短篇，也往往是劈头即议，中间夹叙夹议，末以论收束，如《桃源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