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神仙有无何渺茫，桃源之说诚荒唐。
　　 流水盘回山百转，生绡数幅垂中堂。
　　 武陵太守好事者，题封远寄南宫下。
　　 南宫先生忻得之，波涛入笔驱文辞。
　　 文工画妙各臻极，异境恍惚移于斯。
　　 架岩凿谷开宫室，接屋连墙千万日。
　　 赢颠刘蹶了不闻，地坼天分非所恤。
　　 种桃处处惟开花，川原近远蒸红霞。
　　 初来犹自念乡邑，岁久此地还成家。
　　 渔舟之子来何所？物色相猜更问语。
　　 大蛇中断丧前王，群马南渡开新主。
　　 听终辞绝共凄然，自说经今六百年。
　　 当时万事皆眼见，不知几许犹流传。
　　 争持酒食来相馈，礼数不同樽俎异。
　　 月明伴宿玉堂空，骨冷魂清无梦寐。
　　 夜半金鸡啁哳鸣，火轮飞出客心惊。
　　 人间有累不可住，依然离别难为情。
　　 船开棹进一回顾，万里苍苍烟水暮。
　　 世俗宁知伪与真，至今传者武陵人。^/
　　 “桃源”一境既出，便成为俗世心向往之的理想境地， 更是文人墨客欲离严酷现实、躲避尘滓的精神“乌托邦”。与歌咏同类题材的往贤相比较，韩愈的高妙亦表现为入手的角度和对材料的择用。诗人倘操笔直入其境，自然与其思想（排斥佛、道）多所dǐ＠（13）牾，然而，桃源之境，亦不能不谓是诗人内心深处的理想之所，因而他颇为得宜地从“图”入手，真难为诗人一片苦心。可以认为，诗之意境、表现手段，开了宋人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乃至以文字为诗的先河。韩诗“自成一大宗，后来人无不被其凌罩。此其所独开格，意句创造已出，安可不知？欧王章法本此，山谷句法本此……先叙画作案，次叙本事，中夹写一二，收入议，作归宿，抵一篇游记。‘接屋连墙’，用子云；‘大蛇中断’，用《水经》。凡一题数首，观各人命意归宿，下笔章法。”［3］（P1655）如果将王维、韩愈、王安石三家的桃源诗稍作比较，其异同及诗歌由唐到宋的发展脉络，尤其是韩诗的中介、转折作用，即可由此明了。王维那种“质素天然，风流嫣秀”［3］（P295）， 从不着力的描写，亲切如画，令人忘世，令人生“吾老是乡”［3］（P295）之想。 开头进境如见：“渔舟逐水爱山春，两岸桃花夹去津。坐看红树不知远，行尽青溪不见人”；中间依然从容叙述：“居人共住武陵源，还从物外起田园。月明松下房栊静，日出云中鸡犬喧”；诗末又写出另一世界，别一光景：“当时只记入山深，青溪几曲到云林。春来遍是桃花水，不辨仙源何处寻！”这是唐诗前期山水田园诗风的典型制作。韩诗则开头便议：“神仙有无何渺茫，桃源之说诚荒唐。”中间“夹写一二”，亦有胜句：“种桃处处惟开花，川原近远蒸红霞”，“月明伴宿玉堂空，骨冷魂清无梦寐”，“船开棹进一回顾，万里苍苍烟水暮”；最后“收入议，作归宿”；“世俗宁知伪与真，至今传者武陵人”。此乃所谓“唐诗之一大变”［3］（P1595）是也。王安石则“纯以议论驾空而行，绝不写”［3］（P1655）；“望夷宫中鹿为马，秦人半死长城下。避世不独商山翁，亦有桃源种桃者。此来种桃经几春，采花食实枝为薪。儿孙生长与世隔，虽有父子无君臣。渔郎漾舟无远近，花间相见惊相问。世上哪知古有秦，山中岂料今为晋。闻道长安吹战尘，春风回首一沾巾。重华一去宁复得，天下纷纷几经秦”［8］（P67）。理精辞惬皆前所未到，是地道的宋诗面目、宋诗风格。从发展递嬗、师承关系来看，韩愈具有重要的过渡意义。
　　 韩诗的“变”与“新”，后人曾给予足够的评价。 例如叶燮尝谓：“唐诗为八代以来一大变，韩愈为唐诗之一大变，其力大，其思雄，崛起特为鼻祖。宋之苏、梅、欧、苏、王、黄，皆愈为之发其端，可谓极盛。”［9］（P570 ）又认为韩诗之“新”乃“无一字犹人，如太华削成，不可攀跻”［9］（P596）。 这里除了人们所盛赞的才力、思维、风格外，韩愈之“新”“变”，还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在诗的体制、句式上所进行的尝试；二是在用韵、遣词造语方面所努力进行的实践。
　　 首先看诗体的择取，如上所述，韩愈之于古体诗情有独钟，即或选择了古体， 他照样在追求着与众不同，欲长则上百韵犹嫌排宣不尽，欲短则数语只行，如其《条山苍》：
　　 /k条山苍，
　　 河水黄。
　　 浪波yún＠（14）yún＠（14）去，
　　 松柏在山冈。^/
　　 虽语少行简，却是古淡有味，余兴不绝。在形式的排列上， 是上面的句子字数少，下面的句子字数多，有一种基础建筑的稳定感。有时，诗人反其道而行之，如其《东方半明》：
　　 /k东方半明大星没，
　　 独有太白配残月。
　　 嗟尔残月勿相疑，
　　 同光共影须臾期。
　　 残月晖晖，
　　 太白shǎn＠（15）shǎn＠（15）。
　　 鸡三号，
　　 更五点。^/
　　 据说这是“永贞元年七月，顺宗使太子监国，尚未传位时作。 大明未升而震方业已主器，故曰东方半明也。东有启明，西有长庚，长庚即太白，时方七月，故指西方金星为喻，群奸气焰已＠（16）；惟叔文与执谊尚相表里，其势已孤立，故云：‘独有太白配残月’也；月谓叔文，太白谓执谊，时叔文以执谊不尽从已意，大相猜忌，欲逐去之，故曰：‘嗟尔残月勿相疑’云云也。”［3］（P1656）据韩愈《顺宗实录卷四，起六月，尽七月》云：“上自初即位，则疾患不能言。至四月，益甚，时扶坐殿，群臣望拜而已，未尝有进见者，天下事皆专断于叔文，而李忠言、王pī＠（17）之内主，执谊行之于外，朋党＠（18）＠（19），荣辱进退，生于造次，惟其所欲，不拘程度。既知内外厌毒，虑见摧败，即谋兵权，外有韦皋、裴均、严绶等臆表，而中官刘光奇、俱文珍、薛文珍、尚解玉等皆先朝任使旧人，同心怨猜，屡以启上。上固已厌倦万机，恶叔文等，至是遂召翰林学士郑＠（20）、卫次公、王涯等人至德殿，撰制诏百发命焉……皇太子见百寮于东朝，百寮拜贺，皇太子涕泣，不答拜。”［1］（P718—719）时为史官的韩愈面对朝中一片混乱，心情很复杂，他作为诗人不可能陈述自己的政治主张，他当然不赞成以刘光奇、俱文珍为首的“阉竖”专揽朝纲，诗中只是觉得王叔文、韦执谊“勿相疑”，因为“残月”与“太白”“同光共影”的时刻太短暂了，面对“晖晖”残月，“shǎn＠（15）shǎn＠（15）”太白，诗人也只能听凭时间的裁决，且只有时间，“鸡三号”“更五点”。联系到本诗的内容和诗人表达的感情来看，本诗这种倒三角式的排列形式所产生的不稳定感，与诗的内涵颇觉相得益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