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萨尔王传》中反映的宗教内容也相当多。对于本教，史诗一方面把本教的创始人顿巴辛饶同释迦牟尼佛祖并列，并热情地讴歌。另一方面，又把本教作为岭国的主要敌人——四大魔王信奉的宗教，处处加以贬斥和嘲讽。而对于佛教明显有崇敬倾向，格萨尔自己多次宣称，他来到世间就是为了弘扬佛法，降妖伏魔。“把魔地变为佛法昌盛的地区，把信奉本教的众生教化成佛祖的信徒。”佛教里的佛、菩萨和神，成了歌颂、祈祷、信奉的对象。史诗中还把莲花生大师放在突出地位，说格萨尔是莲花生大师的化身，莲花生大师又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因此格萨尔也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

　　 上面我们谈到藏族古代文学中的相当一部分作品的基本主题思想是佛教的“四圣谛”。作为文学作品，尤其是叙事性文学作品，其主题都是通过塑造人物形象，刻画人物性格，通过展示人物性格发展和命运结局来表现的。毫无疑问，藏族古代文学的人物塑造也必然受到佛教“四真谛”这一基本主题思想的制约。宋晓嵇先生在《循努达美》的“译者前言”中说：“总之，这是一部宗教文学著作。它明显地受到印度古文化的影响，主人公也具有释迦牟尼和阿育王、戒日王的某些影子”。其实，不仅仅是在循努达美的形象中可以明显地看到释迦牟尼的影子，而且许多藏族古代文学作品中的主要人物的性格发展和命运结局都与释迦牟尼相似。如：郑宛达瓦、米拉日巴、朗萨姑娘、金蜂等等，都或显或隐、或强或弱地显示出了释迦牟尼一生的影子。不管是王室公子，还是农家贫女，不管是历史人物，还是虚拟的形象，他们性格发展的总趋势相同——从热爱现世生活、追求和向往今生幸福，到厌恶尘世，断念出家，最后成为不为世间的喜怒哀乐和荣华富贵所左右，不为人类七情六欲等情感所支配的佛教人物。他们的一生遭遇和命运结局也基本相同——自小智慧超群，聪颖绝伦，心地纯正，温和善良，但在现世生活中不断遭到种种不幸，经受种种折磨，渐渐认识到现世生活之苦难，感到轮回世界之虚幻不实。于是，在人世和出世思想的分河界旁久久徘徊，苦苦求索。最后为了灵魂解脱的永恒幸福，为了获得宇宙真谛，毅然抛却一切世间的荣华富贵，斩断种种系累，发心出家，悉心向道，历尽艰苦修炼，终获无上正果。一个个在现世生活中充满悲剧色彩的世俗人物，霎时间脱胎换骨，突变为佛教世界中大圆满式的喜剧人物。

　　 那么，是不是藏族先哲们对佛祖释迦牟尼怀有无限崇敬和思念而依样葫芦地摹仿他的一生才塑造了一个又一个艺术典型形象的呢？否也！在叙事性的文学作品中，描写人物性格，塑造艺术典型，是传达作者的创作意图和揭示作品的主题思想的最重要手段。佛陀释迦牟尼的一生是认识和探寻佛教“四圣谛”，宣传和实践“四圣谛”的一生。以佛教“四圣谛”为基本主题而创作的藏族古代文学，其人物也是认识苦谛，了悟集谛，根据灭谛和道谛的修炼即宗教实践登上涅槃极位的艺术形象。这些人物虽然过于模式化、类型化，但他们仍然不失为典型化的艺术形象，因为他们代表着一大批藏族历史上的佛教高僧大德及政界和文化界的知名人士和智者学人，他们的遭遇是许许多多的人在生活道路上跋涉过后所留下来的共同轨迹。

　　 作品的结构是表现作品的内容，显示作品主题思想的重要艺术手段。没有适当的结构方式就不能把丰富的生活内容和创作材料组合起来，形成完美的艺术作品。无论是洋洋数十万言的巨著，还是只有几千字的短篇，如果离开了结构，都不可能称其为艺术作品。因此，结构是文学作品形式构成的重要因素之一。在作品的结构里，凝结着作者的艺术匠心和创作才华，也最能体现民族特色和民族风格。

　　 我们研究藏族古代文学时发现，许多作品在总的情节结构方面都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不管是人物众多、事件复杂的长篇小说，还是数量可观、独具特色的传记文学作品，不管是雅俗共赏、为广大藏族群众所喜闻乐见的藏戏，还是优美别致、短小精悍的寓言体短篇小说，都在其情节和结构上有如下很明显的相同点：

　　 一、都可以分成两大段，而且前后段之间的转变很明显。前一段都以主人公所处的社会生活环境为背景，重点描写作为世俗的主人公在现世生活中的遭遇——悲欢离合和吉凶祸福。后一段则把视角点从充满痛苦的繁闹杂乱的现世转向幽静宁谧的林中水旁、山间洞内，着重描写作为看破红尘遁入空门的主人公在证悟佛法要理，登上涅槃极果，到达彼岸世界的途中的艰辛和喜乐——忍辱负重和含辛茹苦以及灵魂解脱，进入极乐世界。

　　 二、表现人物命运历史的情节以及情节构成的基本要素的事件相同。许多作品在开端部分总是描述人物所生活的环境，描写主人公在某种神秘的气氛中诞生，并且具有一些超群非凡的特点。在发展部分总描写主人公或遭到邪恶势力的虐待摧残而走投无路，或耳闻目睹了现世生活中的丑恶苦难而深感忧虑，或因天灾人祸而悲痛欲绝。在高潮部分，总是描写主人公领悟世事无常、人生乏味的道理。面对强大的恶势力，产生厌离之心，出世和入世思想激烈交锋，最后出世思想终于占了上峰。在结尾部分，总是写主人公经过数年的艰苦修炼，道行圆满，或收徒建寺，讲经说法，或以佛法治理国政，国泰民安。

　　 三、都是大圆满式的结局。在结尾部分，总是描写经过数年艰苦修炼过的主人公了悟佛理，获得真知。他们通过法力征服或演说佛法，使本来处于劣势的正面力量扭转乾坤，大占优势，代表邪恶势力的反面力量节节败退，最后主人公或重登御座、执掌国政、或道行圆满飞往极乐世界，往生净土。

　　 任何文学作品的内容和形式都应当是相和谐、相适应、相一致的。在这种和谐、适应和一致中又总是内容决定形式和形式适应内容的。一定的内容完全有权提出对表现形式和表现方法的特殊的、具体的要求，而任何表现方法则永远只能顺从地任其所择、任其所变地满足和适应内容的要求和需要。藏族古代文学的情节结构和人物形象之所以类同化、模式化，是因为藏族古代文学的主题思想相同，归根结底是由佛教“四圣谛”所制约和决定的。例如，一部作品的结构由色调截然不同的两个方面构成，因为前半部分所表现的中心内容是苦集二谛，是佛教的人生观，是世间因果法，着眼点在现世生活。而后半部分所演示的宗旨是灭道二谛，是佛教的解脱观，是出世因果法，着眼点在宗教实践上。又由于主人公是认识四谛、了悟四谛，根据四谛进行宗教实践并获得正果的佛教人物，因此，表现人物命运历史的情节也相同。结尾之所以是圆满式的喜剧结构格调，也是由其主题思想决定的。(信息来源：摘自《觉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