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宝积经》卷一百十一云：“佛以禅定力，能灭诸罪垢，为天人导师，到于定彼岸。”[13]

《大般涅槃经》卷二十九云：“比丘若修习，戒定及智慧，当知是不退，亲近大涅槃。” [14]

《解深密经》卷一云：“众生为相缚，及彼粗重缚，要勤修止观，尔乃得解脱。” [15]

万物皆有漏相，分别以为相缚，因为有漏相的存在，见分心等不能了知，诸有漏法，皆如泡沫幻觉。非有似有，系由无明所致，便执实有色心等法，即相是缚，故名相缚。迷执者要修习止观，方能得到解脱。菩萨为了断除人我执，使烦恼障尽，法我执的所知障尽，无障无碍的清净觉智，皆依禅定生起，若无禅定，清净的智慧，一切都无。释迦牟尼之所以为人天导师，就是以究竟的已到彼岸的禅定力，无余灭尽了诸罪恶垢缚的缘故，所以能圆满善巧地教化众生，被众生称之为人天导师。无相的“无忆、无念、莫妄”的禅法思想，实质是坚持戒、定、慧三学，反对执著文字，不要产生不合乎客观实际的妄想，只有做到无念，才能达到识本清源，走向解脱觉悟之路。

无相的禅净合一思想是他修行的另一特色模式。在每年的正月、十二月举行向信徒“授缘”的盛大法会，届时有成千上万的僧俗民众参加。向社会公众弘法，参加大会的人便成为他的弟了。每逢“授缘”日都严设道场，登高座向众人说法，“先教引声念仏，尽一气念，绝声念停。”念佛是净土宗的修行法门，通过专心念佛，使人心不散乱，使己心与佛心高度合一，从而达到觉悟。[16]

禅宗与净土思想相结合，使心专注一境的修习方法由来已久。自南朝梁、陈，经隋至于唐初，期愿生西方弥陀佛国的僧人如昙鸾、道绰、善导等人都修学净土，早已把“禅观”融入到净土思想之中，从而形成所谓的“弥陀业观”、“十六观”等。隋唐之交的昙鸾、道绰均以《观无量寿佛经》的弥陀净土为所观境。至善导的时代，已渐渐由心观“念佛”转向口称“念佛”，并将西方的“念佛”法门普及到一般大众。这一经验当时禅宗所吸取，并得以发扬光大，使禅观几乎成为南朝僧侣普遍修学的法门。以“观佛三昧”为基础所发展出来的观西方弥陀佛国殊胜的《观无量寿佛经》，在刘宋元嘉年间传译之后，在齐梁之间渐渐流传，以致隋至唐初有多人撰疏弘扬，更是当时愿生西方者奉持的宝典。该经之“十六观”有“捉心令正，更不得杂乱，即失定心，三昧难成”之说，这与无相的“无忆、无念、莫妄”思想不期而合。俗语讲“修禅带净土，犹如带角虎”，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二者有机地结合更能有效地“制”心。《北山录》卷六《讥异说》云：“余昔观净众禅门，崇而不僭，博而不佞，而未尝率异惊俗，真曰大智闲闲之士也。遂礼足为师，请事斯旨而学者。”[17] 可见，净众派的禅净合一禅法，在当时是深受人们青睐的。

四、无住禅法及其影响

无相法嗣弟子无住（714～774）在未出家之前曾从政为官，后弃官寻师访道，学习佛法。宗密《圆觉经大疏钞》卷三之下对其访师过程有详细记载：无住禅师先遇嵩山慧安的俗家弟子陈楚章，开始学习“顿教法”，“密契相知，默传心印”。从此无住“断思绝虑”，在俗三五年间过着禅修的生涯。后来听说太原府自在和尚是六祖慧能的弟子，传授“顿悟法门”，他便到太原府礼谒自在和尚，自在和尚对他讲法：“净中无净相，即是真净佛性。”听后得到了启发，有所觉悟，心中欣然。自在和尚便为他剃发出家。天宝八载（749）在五台山清凉寺“安夏”时，对明和尚、神会和尚的事迹和禅法深入进行了解，感觉不合自己的“顿悟”机缘，因为他们主张的是北宗的渐修法门，故没有去拜访他们。翌年，他到了西京长安，往来于安国、崇圣二寺之间，在那里接触高僧大德，听其讲经说法，以增佛学修养。天宝十载（751）他来到灵州（治所在今宁夏灵武西南）北，在贺兰山禅修二年。在此期间风闻剑南无相禅师为众广说“无忆、无念、莫忘”，于是动身离开贺兰山到剑南拜访无相和尚。途中多遭艰辛，但都未动摇他拜访无相和尚的决心和意志，几经辗转终于在干元二年（759）正月到达成都净众寺，经人引见礼拜了无相和尚。当时正是无相和尚“授缘”的期间，成千上万的人接受无相和尚的“授缘”，无住和尚亦随众听法授缘。无相和尚在说法中高喊：“缘何不入山去”，无住独领其旨，默受教示，便到位于成都西北的茂州（治所在今四川茂汶羌族自治县）的天苍山（又名白崖山）去禅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