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文化的发展必然以其先行的思想文化为前提。所谓先行的思想文化，即已有的思想文化积累，特别是近期的思想文化积累。韩愈讲了一大套道统，可是这个道统从孟子以后就逐渐失传了。他不承认玄学也是中国的道统，因为这就等于承认佛学是中国的道统，而他就用不着那样起劲地去排佛了。但不承认这个道统，道统就绝而不续，无从恢复起来。所以，他只能徒发空论，放了一阵空炮之后就偃旗息鼓了。中国的道统在哪里呢？
　　 玄也不是，佛也不是，当时存在的就只有道教了。果然，尔后的程朱理学从道教中找到了这个道统，它就是先天道。所以我曾说，理学是从道教中引发出来的。理学又称道学，盖由此也。但中国原来的道统是朴素而粗疏的，缺乏缜密而详尽的论证。就拿先天道来说，它也不过是无极生太极，太极生阴阳，阴阳生五行，五行生万物，如此而已。怎样完善中国的道统，使之系统化呢？这就需要从佛学中把玄学再找回来，找回那个佛学化的玄学，即经过佛学的理论加工处理的道统。理学的理一分殊的思想体系，就是这样完成的。因此，有些人认为，理学出自华严宗，也不无道理。所谓理一分殊，即万物同此一理，而此理存在于万物之中，它本身是不可见的。如果我们改此理为佛，理学岂不是佛学了吗？
　　 天理既然存在于万物之中，这就有一个如何见物而知理的问题。用理学家的话说，这就是格物穷理了。要格物穷理，首先必须正心诚意，致志格物。为什么呢？因为人心为物欲所掩蔽，正心诚意就是清除物欲，心无欲念，而后致志于穷物之理。这样，就提出了一个天理和人欲的关系问题，即：存天理就必须去人欲，不去人欲就不能存天理。存天理包括人心中的天理，所以去人欲就要清静其心，这和佛门的持戒修行就没有什么两样了。
　　 天理和人欲既然是水火不相容的，因而由天理衍化而成的礼教就成了束缚人性的精神枷锁。要摆脱这种精神枷锁，除自寻无常外，就只有两条出路：一是出世，二是出家。还有没有别的比这更好的出路呢？曰：有，这就是由人性论产生的陆王心学。
　　 人性是一个古老的命题。从先秦儒家起，有性本善说，性本恶说，无善不善说，善恶混说，性三品说，性与命离合说，性与才离合说，性与情离合说，如此等等，莫衷一是。但这些说法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其粗略性和简单性。李翱写了《复性书》，无异是想恢复先秦的人性论，从而恢复中国的道统，但如前所说，中国传统的人性论已为禅宗所吸收，化为佛学的人性。所以，要恢复传统的人性论，就必须和禅宗相对接。李翱可能是不愿这样对接，也可能是没有发现这个接头，所以复性也就没有着落。后来陆九渊抓到了这个接头，从而提出了他的心学理论。程朱理学明接道教而暗自吸收佛化道学，所以从表面上看不出它的佛学痕迹；心学直承禅宗，令人一望而知其来自佛学。因而朱熹与陆九渊辩论时，得以道学自居而称对方为禅学。岂不知禅学，特别是南宗禅学，就内容而言，实乃最系统的人性论。理学产生于北宋而盛于南宋，心学产生于南宋而盛于明清之际，这说明心学是从南宗直接产生的。
　　 心学的根本命题是心即理或理即心，心外无别理。这样就有一个对天理的解释问题：程朱理学视此为心外之理，心学则视之为心中之理。由此又引伸出我心即宇宙，宇宙在吾心这样的命题来。心学和理学之争就是围绕着这些命题而展开的。
　　 朱陆心学和理学之争难分胜负，到元朝把理学定为官学，心学才一度衰落。元明清之所以把理学定为官学，是为了网络一批理学之士，作为推行王道教化的工具，要民众顺从王道教化，从而维护封建王朝的统治。但这种残贼人心，戕拂人性的礼教，是不足以服人的。于是王阳明在格物不通之后，转而求之于心学，从致志格物转入致良知的轨道。何谓良知？天性之知也。致良知者，启发本性之知也。
　　 在心学由衰转盛之际，北宋张载关学也从寂寞中走了出来，为心学增添了更大的活力。关学的核心是理气之学。理即气或气即理。人含气而生，因而气即理，亦即心即理。万物含气而成，故万物皆有此理。人与万物同此一气，彼此自然同此一理，气分阴阳，合而成物，合而成人，故一阴一阳谓之道。由此就提出了道器关系或事理关系问题。即：道在器中，器外无道；或：理在事中，事外无理。而理学家之道或理，则是一颗无极丹，从天上掉下来的。理学家也讲阴阳，但讲的是阳尊阴卑，而不是阴阳合一。因此，从天理就派生出三纲五常来，成了扼杀人性的礼教。所以，清初思想家戴震喊出了“天理杀人”的口号，鲁迅则喊出了“礼教吃人”的口号。
　　 事理之学，人称实学。实学夺取了理学之天理，理学就失去了灵魂，于是转而为朴学，又研究注释起群经来了。汉代也有经学考据，故朴学亦称汉学。但经过理学的洗礼，二者毕竟不同：汉代注经是盲目从经，而清代考据则是理性解经。
　　 说到这里，我们就可以窥见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规律了。各种不同的思想文化流派对立统一，循环发展，这就是中国思想文化演变的规律。在这里，有三个集结点：一是玄学、二是理学、三是实学。中国的道统延续不绝，就因为它是在不断分合中前进的。由于不断分合，所以它既具有统一性，又具有多样性；多样性在统一性中，统一性中有多样性。这其中，不仅有本土文化的诸多流派，而且有外来文化的诸多流派。有见于一，无见于多；有见于多，无见于一，都是不对的。何谓道统？道统者，主体文化之谓也。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不仅在于它能集本土文化于一身，而且还能把外来文化导入本土文化。就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关系而言，这里不是什么何者为体，何者为用的问题，而是化为一体的问题。所以，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或说西学为体，中学为用，都是想入非非的虚妄之言。
　　 这里说的西学是指近代西学。早在明代，就有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时称其为泰西之学。泰西之学对当时中国的本土文化有冲击作用，促成了实学的产生，但并未化入中国主体文化，所以在中国主体文化中不见其踪影。可见，任何外来文化，如果不能中国化，都是不能发育成长的。人们悔恨泰西之学未能占领中国本土文化地盘，却不知它并未化入中国主体文化。因此，它在中西方文化之间如穿梭之客，过了一阵子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近代西方文化被介绍到中国来者，几乎应有尽有，但能站稳脚跟者却屈指可数。这里边的奥秘，就在于它和中国本土文化接上接不上茬，从而化入中国文化。例如，基于实验科学的逻辑实证主义，就能和乾嘉考据接上茬，因而对中国文化事业做出了相应的贡献，成为中国近代文化的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也是一种外来文化，它也必须中国化，成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什么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都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不仅此也，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也与中国传统文化有承接关系。如《实践论》与知行说，《矛盾论》与传统朴素辩证法，等等。这里特别应当指出的是，明末思想家方以智在其《物理小识》中指出，事物之理就是“合二为一”，这就非常接近对立统一的规律了。毛泽东的成功，在于他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为武器，找到了中国式的民主革命的道路，而他的失败则在于没有找到中国化的社会主义。可见，任何外来文化都必须中国化，成为中国主体文化的构成部分，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否则，任何外来文化，都只能是文人书斋中的东西，人民群众是不会接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