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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净土教宗师法照与五台山、并州关系新探(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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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尔时心王菩萨摩诃萨,复告诸菩萨言:“……东北方有菩萨住处,名清凉山。过去诸菩萨常于中住,彼现有菩萨名文殊师利,有一万菩萨眷属,常为说法。”[2](P590)
   于阗三藏实叉难陀于证圣元年至圣历二年(695~699)奉武则天之旨新译的45卷《大方广佛华严经》之《诸菩萨住处品》中也有完全相同的内容[3](P241)。《华严经》说文殊菩萨现住处在“东北方”,名“清凉山”,于是佛教信徒逐渐将其与位居天竺东北方的中国五台山相联系。曾与实叉难陀合作新译《华严经》的天竺三藏菩提流志于景龙四年(710)译出的《佛说文殊师利法宝藏陀罗尼经》说得更为明白:
   尔时世尊复告金刚密迹主菩萨言:“我灭度后,于此赡部洲东北方,有国名大振那,其国中有山号曰五顶,文殊师利游行居住,为众生于中说法。”[4](P791)
   此经与《华严经》相比,不仅文殊菩萨的地位明显提高,由为其眷属说法的诸菩萨中的一位(尽管是比较重要的一位)变为继佛灭后为众生说法的菩萨,而且更容易使人明白无误地将文殊的说法道场与中国五台山联系起来。唐代佛教高度繁荣发展,在整个佛教世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连来自佛教发祥地的天竺僧人也逐渐认同中国已经成为佛教世界的中心之一,菩提流志所译《佛说文殊师利法宝藏陀罗尼经》明显地表现出这种倾向。
   既然有来自天竺和西域僧人翻译的佛教经典作为依据,那么中国佛教信徒自然更乐意将五台山指实为文殊菩萨的说法道场。华严宗三祖法藏是活动于高宗、武则天时代的高僧,他所撰《华严经探玄记》指出“清凉山则是代州五台山是也。于中现有古清凉寺,以冬夏积雪,故以为名”[5](P391)。法藏于圣历二年(699)在佛授记寺为武则天讲授新译《华严经》,其影响自然非同一般。此后这一观点被中国佛教学者广泛接受,并加以进一步演绎。如中唐华严宗四祖澄观撰于兴元元年至贞元三年(784~787)的《大方广佛华严经疏》就说:
   清凉山即代州雁门郡五台山也,于中现有清凉寺。以岁积坚冰,夏仍飞雪,曾无炎暑,故曰清凉。五峰耸出,顶无林木,有如垒土之台,故曰五台。表我大圣五智已圆,五眼已净,总五部之真秘,洞五阴之真源。故首戴五佛之冠,顶分五方之髻,运五乘之要,清五浊之灾矣。[5](P859)
   这里不仅已经把五台山全然指实为清凉山,而且更进一步将五台山的地理特征演绎解释为文殊菩萨的种种智慧德行。
   从北朝至中唐,五台山由一座普通的山逐渐演变为一处佛教圣地——文殊说法道场。这一演变历程正可作为佛教中国化的表征之一——佛教在中国的本土化。它表明了佛教自东汉初年传入中国后,历经魏晋、南北朝五六百年的发展,至中唐已不再是一种完全来自异域的宗教文化,而是与中国本土文化密切结合,发展为中国化的佛教,中国也已被认为佛教世界的中心之一。
   随着五台山逐渐演变为文殊说法道场,五台山也逐渐成为吸引佛教信徒仰慕崇拜、争相巡礼的佛教圣地,五台山一文殊信仰由此而兴起。据《古清凉传》、《广清凉传》记载,从北朝开始,就不断有北方僧人为寻访文殊大圣之迹而到五台山巡礼、修行。唐朝时,南北各地更多的佛教徒前往五台山参拜。唐高宗、武则天时代,朝廷也格外崇奉五台山。“龙朔年(661~663)中,频敕西京会昌寺沙门会赜,共内侍掌扇张行弘等,往清凉山检行圣迹”,会赜返京后向高宗奏闻种种圣迹祥瑞,“又以此山图为小帐,述略传一卷,广行三辅”,于是“清凉圣迹,益听京畿,文殊宝化,昭扬道路”[6](P1098)。长安三年(703),武则天敕准将工匠用玉石琢制的女皇塑像送往太原崇福寺,以表“帝王日万机之务,犹造玉身,来礼大圣”[6](P1107)。既然皇帝以万乘之尊犹崇奉礼拜文殊大圣,普通佛教信徒更是闻风而动,群起响应,从此在中国掀起前往五台山礼拜文殊菩萨的热潮。
   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在代宗大历年间,中国佛教界形成了一个巡礼五台山的高潮,活跃在中国的各个主要佛教宗派的宗师大德纷纷前往五台山巡礼。禅宗高僧无著于大历二年(767)从浙东“远诣台山,志求大圣”[6](P212);密宗三大士之一的不空于大历五年(770)奉诏“往五台山修功德”[7](P713);华严宗四祖澄观于大历十一年(776)“誓游五台,一一巡礼”[7](P737)。
   了解了上述的历史背景,我们就不难理解法照为何于大历四年(769)由衡州北上五台山巡礼的动机了,实际上,他是顺应五台山一文殊信仰的时代潮流而为自己传教寻求新的发展空间。
   2.五台山感通故事——法照的神话
   法照巡礼五台山后,其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此前他还是一个不知名的僧人,此行之后却成了著名的高僧。他在五台山的名声,成为他传教成功的重要条件。因此可以说,北上巡礼五台山是法照传教由起步走向成功的一个转折点,由一个无名僧人而为著名僧人,皆因他的五台山感通故事。
   《宋高僧传》、《净土往生传》、《广清凉传》、《乐邦文类》、《佛祖统纪》等有关法照的记载,都毫无例外地着力记述了他在五台山的感通故事,而且主要情节都基本相同。如《宋高僧传》的主要情节有:法照初至佛光寺之夜,“见一道光从北山下来射照”,后知是“长答有缘”的“大圣不思议之光相”;在光的引导下进入“大圣竹林寺”见文殊,被大圣教导“诸修行门,无过念佛,供养三宝,福慧双修”,并被大圣授记“汝以念佛故,不久证无上正等菩提”;在金刚窟“忽见其处广博严净,琉璃宫殿,文殊、普贤一万菩萨及佛陀波利,俱在一处”;在华严寺见东山有五盏圣灯,按其意愿分合数目[7](P844)。
   上述法照感通故事的主要情节都基本相同,显示来源相同。上述传世佛教史籍中,《宋高僧传》的最早。《宋高僧传•后序》说:“赞宁自至道二年(996)奉濬恩,掌洛京教门事。事简心旷之日,遂得法照等行状,撰已,易前来之阙如,寻因治定其本”[7](P900)。由此可知,赞宁在北宋初年撰写《宋高僧传》时曾得到了前代流传的有关法照等僧人的传记资料。
   有理由可以进一步推断,有关前代流传的法照感通故事的材料,其实来源于法照本人。根据有二:
   其一,传世佛教史籍的根据。根据传世佛教史籍记载可知,法照对本人在五台山的感通故事作了“实录”。北宋延一《广清凉传》卷中《法照和尚人化竹林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