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敦煌文献中有关法照的资料，我们可以知道，法照在太原传教的最大贡献就是完善并确立了净土五会念佛法门的仪轨，并在太原传教活动中加以推行。
　　 P.2963《净土五会念佛诵经观行仪三卷》卷下说明法照该书的完成时间“时大历九年冬初十月”，此“北京”是指太原，即李唐王朝为彰显其发迹地太原，曾先后将太原改称为“北都”、“北京”（注：《新唐书》卷29《地理志》载：“北都：天授元年置，神龙元年罢，开元十一年复置。天宝元年曰北京，上元二年罢，肃宗元年复为北都。”）。P.2066《净土五会念佛诵经观行仪三卷》卷下也说：“上都、南岳念诵音旨，虽有稍殊，而根本体同，不离念佛，皆归净土，同见弥陀。”由此可知，法照当在大历初年在南方衡州推行五会念佛法门时既已编撰过有关仪轨的著作，可能适值草创时期，在衡州的短期传教未产生大的影响。可以想见，当时净土五会念佛法门仪轨十分简单粗疏。从大历六年开始，法照在太原传教，得到数以千计信徒的崇奉，使净土五会念佛法门大行其道。在经过三四年传教不断完善的基础上，他在大历九年于并州龙兴寺“再述净土念诵观门”，编撰出更加完善的《净土五会念佛诵经观行仪三卷》，从而确定了净土五会念佛法门的仪轨。这是法照净土五会念佛法门开门立派的标志。
　　 法照通过在太原以及后来在长安的传教活动，使其净土五会念佛法门仪轨得到广泛传播。笔者曾考察敦煌文献中有关法照净土五会念佛法门仪轨和赞文的64个写卷，从中可知，此法门从唐咸通初至北宋雍熙四年的120年间曾在僻处西陲的敦煌地区广泛流传，则它在内地的盛行也不难推知[16]。
　　 法照在继承净土教祖师昙鸾，特别是在善导将礼拜、忏悔、念佛、诵经与诵赞相结合的净土教法事仪轨的基础上，创立了净土五会念佛法门，更加突出了诵赞的仪节。他编撰的《净土五会念佛诵经观行仪三卷》不仅汇集了隋末至中唐知名的净土僧人彦琮、善导、慈愍、净遐、神英、灵振、惟休和其它佚名作者的净土赞文52种，而且收集了他创作的净土赞文16种。这样，不仅将净土教法事赞仪轨推向愈加丰富、完善的阶段，促进了净土教法事赞仪轨的发展，而且他为净土赞文创作、运用的集大成者，也促进了佛教文学的发展[17]。
　　 总之，法照在并州地区成功的传教活动在相当大的范围内产生了广泛而巨大的影响，甚至引起了唐王朝最高统治者的瞩目和赞誉。因此，他被代宗封为国师（注：柳宗元《南岳弥陀和尚碑》载：“在代宗时，有僧法照为国师。”），被德宗遣使迎入京都长安传教，使净土五会念佛法门在全国更大范围得到传播，从而扩大了净土教的影响，推动了净土教的发展，这正是法照在中国净土教史上的突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