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佛国品”：西壁及龛内坐佛像；
　　 2.“佛道品”：西披及西壁龛内画面；
　　 3.“庄严佛土”：西披须弥山、东披摩尼宝珠及窟顶莲华等（事见《序品》）；
　　 4.“不愿问疾”：西壁龛两侧外道仙人（事见《弟子品》）；
　　 5.“文殊问疾论道品”：西披下部建筑内的人物；
　　 6.“天女散花”：西壁龛内倚坐佛两侧持莲花菩萨等（事见《观众生品》）；
　　 7.“八未曾有法”：西披阿修罗、西壁龛内坐佛、东披摩尼定珠、四披天宫伎乐、四壁千佛等（事见《观众生品》）；
　　 8.“菩萨行品”：窟顶四披下部的山林动物及狩猎场面；
　　 9.“见阿閦佛品”：西披主要画面。
　　 如上所示，何文认为第249窟基本上反映了《维摩诘经》十四品中的主要内容，而且主要是通过西壁来表现的。不过，他在文中并没有很清楚地讲出上述9个内容间的叙事顺序，而认为这些情节大部分是彼此包含、互相交织在一起的，没有很明确的叙事顺序。同时，对于南北二披中乘龙车、凤车的天人及其侍从，他也认为在该窟中主要用来表现阿修罗传说之“罗睺罗有女帝释强求起兵攻战”的故事，因此也是维摩诘经变的一部分。我认为，虽然何文将整个第249窟理解为表现《维摩诘经》的观点尚有许多疑点，但是，他将西披下部建筑内的两身印度—西域式人物理解为文殊和维摩诘，并且认为西披表现了《见阿閦佛品》的有关内容，这一点，无论从图像学说还是从信仰上看，都是有一定道理的。
　　 　　三、图像学的依据
　　 1.关于维摩诘形象的认定
　　 《维摩诘经》在印度成立较早，也是印度大乘早期的重要经典之一。早在东汉时期，就已经有汉译本。从记载来看，前后共有7个译本。维摩诘是一个在家佛教徒，既有中国传统文人博学多才、潇洒从容的风范，又具佛教高僧的精通义理、能言善辩的才能，集儒、道、佛三家审美理想于一身，因此很受当时中国文人士大夫的喜爱，也是佛教艺术中最受欢迎的题材之一。从画史看，我国最早的维摩诘形象，是东晋著名画家顾恺之创作的，据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载，顾恺之笔下的维摩诘是中国传统文人、士大夫的形象，已经具有“清赢示病之容，隐几忘言之状”的形象特征。虽然北魏时期及以后云冈、龙门等石窟均见面容清瘦、手执麈尘、着宽衣袍服的维摩诘形象，但是现存最早的建于西秦建弘元年(420)的炳灵寺第169窟维摩诘形象，并无张彦远所形容的示病之容，手中亦无麈尘，而是高髻圆脸，有头光，头顶伞盖侧卧于榻上，更似菩萨形象（图版2）。另一个例子见于北魏胡太后（517～523）时期的河南巩县第1窟，该窟中的维摩诘虽然手执很大的麈尘，但却是身着袈裟、双耳垂肩、面相丰满沉静的佛弟子形象，亦全然没有文人理想的“清逸”之风（图版3）。针对这种情况，何先生认为并非当地的工匠对当时南朝和中原流行的维摩诘形象特征不知道，而是中国北方地区的佛教艺术有一种更忠实于经典内容的传统，因为在《维摩诘经》的任何译本和注疏中都把维摩诘当作佛教菩萨来看待的。何文把南朝、中原流行样式的维摩诘形象称为“中国式维摩诘”，而把不同于此种形象样式、忠实于经典原文的样式称为“印度式维摩诘”，并认为，维摩诘的形象在隋唐之际才定型，而在此之前，中国北方地区，这种印度菩萨式的维摩诘形象与来自南朝的中国式维摩诘形象是并存的[1][P170]。
　　 学界目前多把第249窟西披的这一对形象看成是出家修道的仙人，彼此之间并无关联。然而，何文注意到这两对形象间是成对应关系的，并认为北侧建筑内的一身正是“印度式维摩诘”。这两个人物形象所在的这两个汉式歇山顶建筑的形制与莫高窟其它洞窟中的维摩诘经变中的建筑样式和布局非常相像，有的甚至完全一致，如第262窟、第433窟等。还有，这一对建筑物中间隔着须弥山和阿修罗，不是用正面形式表现的，而是3/4相向而置，呈完全对应的关系。这种形式，与莫高窟其它洞窟中维摩诘经变中的文殊与维摩诘所居之建筑布局完全一致。最重要的是，建筑内的人物之间亦呈现出对应的关系：两身形象均是印度—西域式风格，裸上身，肩披长巾，下着大裙，相对而坐，似在交谈、争论之中。手势的动作态势把这两个形象紧紧地连系起来。综合这两个因素，我们很容易就联想到表现的可能就是《维摩诘经》的文殊和维摩诘。不过，相对于其它洞窟的画面，第249窟的这两个形象形体表现就显得十分矮小、简约，仅从画面上还不能分辨出哪一身是文殊，哪一身是维摩诘。对于该窟维摩诘形象的这种处理方式的原因，何文认为是画工“对经典所抱的虔诚的态度和对经中种种不可思议景象抱有更浓厚的兴趣”所致[1][P167]。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何文认为“须弥山左侧一身有头光而右侧一身则无头光”[2][P185]，并依此将南北侧人物分别判定为文殊（图版4）和维摩诘，后来者亦据此云云（注：见宁强《上士登仙图与维摩诘经变——莫高窟第249窟窟顶壁画再探》（《敦煌研究》1990年第1期），又张元林《中国敦煌壁画全集•西魏卷》（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02年）中亦持此观点，现一并修正。）。这显然是错误的。笔者最近发现这一身形象原本是有头光的，只是后来变色而漶漫不清，其白色的轮廓线尚依稀可见（图版5）。从上面的例证来看，何文的基本判断是正确的。而且，从莫高窟维摩诘经变中维摩诘所居方位来看，我个人认为北侧建筑内人物很可能就是维摩诘。总之，虽然此时期北魏晚期中原、南朝的艺术风格对莫高窟艺术的影响随处可见，但是在维摩诘形象的表现上，依旧保持着忠实于经典的传统。
　　 2.关于西披画面维摩诘经变的认定
　　 据记载来看，维摩诘经变可以追溯到西晋时期。画史载，西晋时的张墨就曾作维摩诘经变卷轴画一卷，其后刘宋的袁倩亦曾作维摩诘变一卷。据统计，仅在莫高窟现已识读出的维摩诘经变多达68铺，主要依鸠摩罗什所译《维摩诘经》绘的。关于敦煌壁画中的维摩诘经变，贺世哲等先生做过详细的考证和研究。贺先生等认为莫高窟最早的维摩诘经变绘于隋代第262窟西壁龛顶，并考定这幅画是依《维摩诘经•见阿閦佛品》所绘的，表现“手接妙喜世界”[5]。经中讲，当弟子舍利弗向佛陀请教“辩才无碍”的维摩诘居士从何而来时，释迦牟尼佛告诉舍利弗“有国名妙喜，佛号无动，是维摩诘于彼国没而来此”。接着，佛又应在座大众之请，请维摩诘现妙喜国之无动如来及诸菩萨。大众闻佛之言，“是时大众渴仰，欲见妙喜世界无动如来及菩萨声闻之众”，于是维摩诘心中系念：“吾当不起于座，接妙喜国铁围山川，溪谷江河，大海泉源，须弥诸山，及日月星宿，天龙鬼神梵天等宫……三道宝阶，从阎浮提至仞利天，以此宝阶，诸天来下，悉为礼敬无动如来，听受经法。阎浮提人亦登其阶，上升仞利天见彼诸天……作茧自缚是念已，入于三昧，现神通力，以其右手断取妙喜世界，置于此土。”[6][P554]化现出无动如来的佛国净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