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2窟火焰形龛楣中画大海水，上部画阿修罗立于大海中，双手托日月，头顶须弥山。阿修罗南、北两侧各画一殿堂，其内分别坐文殊、维摩诘，室外亦有闻法的菩萨及众弟子，整幅画面表现《维摩诘经•见阿閦佛品》的内容（图1）。
　　 两相比较，何文认为，第249窟西披须弥山、阿修罗及维摩诘、文殊及其布局与第262窟西壁龛顶维摩诘经变的相关画面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第249窟中的建筑与隋代第433窟维摩诘经变中的建筑形制也完全相同。不同的只是后者维摩诘身份明确且建筑外部多了弟子、菩萨等闻法圣众。何文还列举了莫高窟其它洞窟和云冈、龙门及造像碑上同类题材画面与第249窟西披画面的相似之处。在这些大量图像材料的基础上，何文得出了第249窟主要画面与《维摩诘经》有直接关系的结论，并认为其中也表现了该经《见阿閦佛品》的内容。画面上阿修罗立于大海中，头顶须弥山，手托日月，头顶须弥山，须弥山顶仞利天宫城堡巍峨，正中天门半开半闭，须弥山两侧风神、雨师、雷公、电神等奔腾踊跃。下部建筑内，维摩诘、文殊相对而坐，辅以手势，正在谈经论法，表现的正是经文的内容。但是，何文却认为西披出自道家题材的各形象与《维摩诘经》没有直接的关系，是表现与阿修罗传说有关内容，却失之偏颇。实际上，这些形象是和须弥山、阿修罗等佛教题材一同来表现《维摩诘经》的有关内容，这些，都可从经典中找到依据。我认为，须弥山两侧的风、雨、雷、电诸神及其他天人表现的正是经中所言的“及日月星宿，天龙鬼神梵天等宫……悉为礼敬无动如来听受经法”的。
　　 据统计，莫高窟全部约68铺维摩诘经变中，有32铺都绘有该品，足见它在该经变中的重要。当然，其表现形式有所不同。贺世哲先生将第262窟的这幅经变的构图称为“隔阿修罗对坐式”，并认为这是莫高窟维摩诘经变的最早期形式。他虽然也注意到了第249窟西披图像与第262窟和其它洞窟中的维摩诘经变在画面上的相似性，却认为后者对前者只是构图的一种模仿，而不认为二者表现的是同一主题。但是我认为，在同一个地域，表达某一主题的艺术图像的样式和风格有其相对固定的模式，而且发展和演变又有一定的传承性，保留着基本的要素。如初唐第220窟的《见阿閦佛品》，表现为从维摩诘右手掌飞出一朵团云，虽然须弥山的天宫楼阁被山顶的一佛二菩萨所代替，但是云中阿修罗立于大海中、双手托日月、头顶须弥山的基本画面却未改变（图版6）。
　　 因此，从图像学的角度看，第249窟西披表现的亦是《见阿閦佛品》的内容，它比隋代第262窟的同类题材的画面还要早半个多世纪，应是莫高窟最早的维摩诘变相。
　　 　　四、信仰上的依据
　　 第249窟西披与第262等窟画画的相似性，尚不足以解释这样定名的理由，还必须从信仰去寻找。尽管何文在这方面也做了一些尝试，如《维摩诘经》的流布与禅修活动的关系等，但是并没有从《维摩诘经》所体现的净土信仰观的角度进行探讨，再加上他对第249窟西披内容与南北二披内容之间的关系理解的偏颇，也就不能对该窟的思想体系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这也是何文最大的遗憾之处。我认为，应当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考虑：一是《维摩诘经》及其在敦煌的流布，二是第249窟窟顶所要表达的信仰主题。
　　 1.《维摩诘经》及其在敦煌的流布
　　 至北魏晚期，《维摩诘经》已有6个译本，鸠摩罗什的译本广为流行。从敦煌遗书看，敦煌北朝时期该经写本已流通。究其原因，当与《维摩诘经》主张的“定慧双修”的禅修观和多元化的净土观有关。
　　 关于《维摩诘经》与禅修之间的关系，贺文和何文中也已谈及，但笔者以为仍有必要就第249窟开凿前后的情况作些补充。北魏晚期，北方的禅修实践开始从“重禅轻义”向“定慧双修”转化，坐禅观佛和“定慧双修”都十分盛行：“及魏之末叶，北方义学兴盛，中国僧人俱修定法，而且有其所宗之经典。禅智兼弘，成为一时之风气。”[7][P561]敦煌地区自然也不外乎这股潮流，讲经格义、清谈论道成为一时之风气。在这种背景之下，从北魏晚期开始，莫高窟增加了第249窟这样既适应禅僧观像又适应讲经论议的新的窟形。作为大乘空宗重要经典之一的《维摩诘经》，所体现的广博哲理、善辩智能受到南北僧俗的推崇，而其“心净用佛土净”的修行观也极大地影响着本地的禅修活动，因此《维摩诘经》及其注疏在敦煌地区也广为传抄、讲诵。敦煌文书中保存了约千卷的《维摩诘经》，其中有北朝时期的写本。如：S.2732《维摩诘经义记卷第四》尾题：“龙华二儒共校定也，更比字一校也。大统五年(539)四月十二日比丘慧能写流通。保定二年(562)岁次壬午于尔绵公斋上榆树下大德僧雅讲《维摩经》一遍，私记。”从题记可见，该经卷长达20多年被传抄讲诵。
　　 我认为，《维摩诘经》在敦煌的广泛流布，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其所反映的多元净土观迎合了当时敦煌地区净土信仰的发展趋势。从莫高窟现存北魏—西魏时期的洞窟来看，北魏时期的敦煌，以“三世思想”为基础的弥勒净土信仰仍十分盛行，同时，对于十方诸佛净土的信仰，特别是对西方净土的信仰也渐露头角。从一些迹象看，这种变化很可能从北魏前期就已经开始了，而到了北魏晚期—西魏时期，表现的主题日渐明确。第249窟南壁的说法图中，佛立于一朵莲花上，莲花下是“几”字形绿色水宝池，这种绿色水池在后来的西方净土变中为常制，这铺说法图被视为莫高窟西方净土变的雏形。而开凿于西魏大统四年(538)前后的第285窟，则出现了4铺有“无量寿佛”榜题的说法图[8]［P114～117］。这表明，在此时期人们“欣求净土”的愿望中，对阿弥陀佛的信仰已经明确了。这一时期大量的写经也说明了这一变化。
　　 目前已发现的与时任瓜州刺史的东阳王元荣有关的约14卷写经中，题名“无量寿经”、“观世音经”的就有6卷，而据记载，元荣曾于西魏普泰二年(532)一次就写了《无量寿经》100卷。元荣同样也热衷于传抄《维摩诘经》经及相关的注疏。S.4415《大般涅般经》尾题：“大代大魏永熙二年(533)七月十五日，清信士使持节散骑常侍开府仪同三司都督岭西诸军事车骑大将军瓜州刺史东阳王元太荣敬造《涅槃》、《法华》、《大云》、《贤愚》、《观佛三昧》、《祖持》、《金光明》、《维摩》、《药师》各一部，合一百卷。”另外，他也曾于普泰二年抄写过《维摩诘经疏》卷一。有了像元荣这样的统治人物的大力倡导，《维摩诘经》在当时的敦煌地区流传之广、影响之深当属自然了。从写经题记和洞窟题记表达的愿望我们可知，元荣集团崇佛佞佛的最重要动机之一就是希望死后往生净土。当时抄写、传诵《维摩诘经》的目的，不再仅仅是为坐禅定、修慧学之用，而且也是为往生净土而修的一种功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