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我们从佛教传入中国后与中国道家思想之间在“来世”观念上的交流与融合的历程中得到一点启发。这种交流，最早可追溯到四川乐山麻濠东汉墓门楣上的佛像，十六国时期的敦煌、吐鲁番墓葬出土的衣物疏上也时常见到佛道杂糅的痕迹。我认为，墓葬中出现的这些佛教象征物，并不是道家要借用刚刚传入中国的佛教“胡神”来表达早为人们所熟谙的道家观念，而是暗示着死者生前已明白佛教的死后“往生净土”与中国道家的“死后升天”、“羽化而登仙”的观念有某种共同点。同样地，中国佛教艺术已十分盛行的北魏—西魏时期，麦积山开凿的第133、127窟出现的道家四神和东王公等列仙，以及同时期的敦煌第249、285窟中出现的东王公和西王母、伏羲和女娲及其眷属，其功用与中国早期佛教艺术中的“仙佛模式”不同，并不是借用道家的诸神来表达某种佛教的观念，而是表明开窟者清楚地知道二者可以表达同样的观念。在当时的人们看来，成佛也罢，成仙也罢，都是“来世”摆脱痛苦、进入极乐世界的标志。因此第249窟南北二披上由乘鸾、乘龙、持节的仙人作为引导的西王母、东王公行列，显示着道家仙界的殊妙，也表达着“羽化而登仙”的强烈愿望。这种愿望，在佛教石窟寺中，与佛教欣求“净土”的观念进一步合流了。如前所述，在第249窟窟顶南北披分别绘有道家的东王公、西王母等仙界众神的同时，在其西披绘有阿閦佛的东方妙喜世界，在其南壁绘有被称为莫高窟最早的净土变的雏形的说法图；在稍晚的第285窟窟顶绘出中国传统的神话题材的同时，在其东壁门两侧绘有大型的无量寿佛说法图；在麦积山第127窟窟顶绘出道家的天地之神东王公那浩浩荡荡的巡天行列的同时，又在西壁绘出巨幅的西方净土变画面、维摩诘经变的画面。所有这些都或明或暗地表明：对于“极乐仙界／净土”的共同追求，使得原本属于两种不同的宗教体系的神祗走到了一起，成为表达同一个神学主题的统一体的不同单元。因此我认为，也正是在这样一种信仰的驱动之下，道家的观念和列仙走进了佛教的石窟。
　　 同样地，第249窟西披维摩诘经变中，须弥山山顶巍峨城堡，显示东方妙喜佛土的殊胜，其天门半开半闭，与经中所言的从阎浮提至忉利天宫的三道宝阶的功用一样，表示人人皆可往生妙喜净土。相同的主题到了晚唐第9窟，则非常明确地画出了三道宝阶和正拾级而上的往生众生（图版7）。
　　 　　五、结语
　　 将莫高窟第249窟西披内容定名为维摩诘经变，不仅在图像学上有所依据，而且也符合当时的信仰背景，特别是它能够较为合理地解释第249窟窟顶内容之间的关系，尽管第249窟西披维摩诘经变表现的是佛教东方阿閦佛净土信仰，南北披表现的是道家的仙界景象，其思想体系并不相同，但是，二者在要表达的观念上却有一定的契合之处，即是当时佛教净土思想与道家的天界思想合流的具体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