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愿望，S.2724《华严经卷第三》尾题中更明确地表现出来了：“夫妙旨无言，故假教以通理，圆体非形，必藉以表真，是以亡兄沙门维那慧超悟财命难持，识三圣易依，故资竭贿，唯福是务，图金容于灵刹，写冲曲于竹索，而终功未就，倏忽异世。弟比丘法定，仰瞻遗迹，感慕遂甚，故莹饰图形，广写众经《华严》、《涅槃》、《法华》、《维摩》、《金刚》、《般若》、《金光明》、《胜曼》，愿福钟亡兄，腾神梵乡，形游净国，体无无生，早出苦海，普及含灵，齐成正觉。大魏正光三年(522)岁次壬寅四月八日讫。”
　　 比丘法定在写经题记中明言，他抄写《法华》、《维摩》等经就是为了“愿福钟亡兄，腾神梵乡，形游净国”。这里的“梵乡”、“净国”，不仅仅指弥勒佛土，也不仅仅指阿弥陀佛国，而是诸佛的净土，当然也包括阿閦佛净土了。这种多佛净土观，《维摩诘经》中也处处表现出来。该经《观众生品》中明确地记“此室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阿閦佛、……如是等十方诸佛……”，更有专门的《香积佛品》、《见阿閦佛品》来展示这些净土的诸种妙好。
　　 长期以来，学界对《维摩诘经》的关注多集中于以维摩居士为代表所体现出的中国士大夫阶层的佛教理想和“心净则佛土净”的修行观上，而实际上，对修取“他化佛土”的追求，也是该经的主旨之一，其影响在不同时期和不同阶层都具有不同的特点。《维摩诘经》阐述净土意义的主要有三处，即《佛国品》（序品）、《香积佛品》和《见阿閦佛品》。而早在后汉时期支娄迦谶就译有专门的经典《阿閦佛品》，讲述东方不动如来阿閦佛净土的种种妙好。
　　 这三品中，前一品阐述“般若空观”的净土思想，即所谓的“净心净土”，后二品阐述有形的净土，即所谓的“实有净土”[9]。表明其多元化的净土观与当时人们普遍的净土观念相契合的，主要是后者的“实有净土”观。因此有学者认为：“《维摩诘经》中同时出现了以众香国以及妙喜世界等在形式和性质上都与西方净土极为相似的净土世界，而且维摩诘本人也是从妙喜世界转世而来。虽然这些情节在很大程度上是为配合经文中具体章节所涉及的教义而设计，但毕竟为承认有形净土的存在提供了空间。”[10]
　　 这其中，《见阿閦佛品》的妙喜世界净土最受尊崇。太虚法师按佛经的理、行、果分别之法，把《佛国品》归为对开信解最为有力的“理经”，把《香积佛品》归于从因致果最为有力的“行经”，而把《见阿閦佛品》分在对立愿修行最为有力的“果经”，并认为该经“果上所指佛国，乃是东方无动如来妙喜世界”，即《见阿閦佛品》中的佛国净土。并进一步解释该品的由来——以维摩诘菩萨从妙喜国而下阎浮提国土，“穷未来际行菩萨道，自觉觉他，觉行圆满，本修净佛国行，当证净佛国果，取净佛国，饶益众生，故有‘见阿閦佛国品’”[11][P5]。
　　 《维摩诘经》主张的这种佛土观和修行观，在北魏时期开始的敦煌净土信仰多元化的背景下，无疑对当时的世俗佛教信徒们有着相当大的诱惑力，莫高窟第262窟维摩诘变在该经众多品目中只选取《见阿閦佛品》即一例（注：贺世哲先生认为该画面还表现《文殊问疾品》，但笔者以为这两个形象只是为情节需要而绘，并非表现的主体。参见贺世哲《敦煌壁画中的维摩诘经变》，载《敦煌研究文集•经变篇》，甘肃民族出版社，2000年。）。第249窟也是在这样一种信仰背景下开凿的。西披有意选取《见阿閦佛品》作为画面内容，不仅体现出窟主要求定慧双修、出家在家皆成佛道的宗教意图，而且表达窟主希冀死后往生无动如来之妙喜佛国，并能如维摩诘居士一样，从彼土而下续修佛道，反映了对阿閦佛的信仰。可以说，第249窟的这铺形似怪异、实则匠心的维摩诘经变为此后敦煌的同类题材首并先河。同时，在其西披绘有阿閦佛的东方妙喜世界，在其南壁绘有被称为莫高窟最早的西方净土变的雏形的说法图，正反映出北朝时期这种多元化的净土观。莫高窟净土信仰上的这种多元化趋势，自唐代开始更加明显。从现存画迹看，在莫高窟32个绘有《见阿閦佛品》的洞窟中，有28个窟中同时绘有一幅甚至多幅净土变，其中最多的如西方净土、弥勒净土和药师净土。对此，贺世哲先生作了如下总结：“表明中国文人的维摩信仰，已开始从崇尚清谈玄理，追求超脱，转向与净土信仰结合，追求来生之计。”[12][P190]莫高窟第249窟正是表现这种转化的较早的例证。此外，早在炳灵寺第169窟中，在紧邻“维摩诘之像”、“侍者之像”西侧的佛像榜题上也赫然写着“无量寿佛”；麦积山第127窟西壁绘大型西方净土变，东壁中部绘维摩诘经变中同样是表现“有形净土”的香积品，虽然不能肯定它们就明确表现了这种多元化的净土观，但却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思考的线索。
　　 虽然有学者认为，隋以前《维摩诘经》对敦煌地区的影响，只限于经文文本的流通，尚没有出现变相。但从上述分析来看，随着《维摩诘经》对敦煌地区坐禅格义、写经造像等佛教活动的广泛影响，至迟在6世纪前半叶，莫高窟很可能就已经出现了该经的变相。我想，在前述比丘法定及其亡兄慧超“莹饰图形”的活动中也许有《维摩诘经》的内容。
　　 2.净土思想与仙界思想的合流
　　 如何理解第249窟窟顶壁画所表现的信仰主题呢？这实际上就是如何理解西披壁画与窟顶其它三披壁画之间关系的问题。段文杰先生《道教题材是如何进入佛教石窟中的》列举了大量的材料，有力地支持了“融合说”，段先生的观点是建立在这些源自道家的诸形象仍保留了原有的中国传统神话神学意义基础上的。由于考虑到了当时多元文化相互共存、融合的历史背景，并参考了大量的同时代敦煌周边地区的有关基室壁画内容和文字材料，使得此说在诸说中最为有力[3]。段先生在解释第249窟中佛、道两种题材共处一窟的理由时，着重于阐述道家题材所体现的神学意义，对于壁画所表达的佛教主题及二者间的关系却没有足够关注，这也正是长久以来几种观点彼此争论不休的原因所在。我认为，道家题材出现在敦煌北魏—西魏时期的佛教石窟中，这是中国传统的仙界思想与佛教净土思想相互合流的一种反映。
　　 首先从第249窟窟顶南、北二披所绘道家诸神形象谈起。南披的主体是乘三凤鸟车的西王母，北披主体形象是乘四龙车的东王公，都向着洞窟的西披方向行进。作为中国传统神话中的西王母和东王公在汉以前并不被重视。到了汉代，由于这两个神灵的神性迎合了当时社会求仙问道的功利要求，其宗教地位得到社会上下阶层的看重，被列入当时最主要的神祗，成了仙界众神之首。在当时人们看来，死后成仙最好的去处就是昆仑山，而世人得道升天，须先进入天门拜谒东王公、西王母。又据《拾遗记》“昆仑山者，西方曰须弥山，对七星之下，出碧海之中”的记载来看，东王公、西王母所居之昆仑山可与佛教之须弥山相比美，是道家的净土仙界。这种仙界观，在南北朝时成为道家重要的修行目标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