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经典诠释与正统性(orthodoxy)的建立
　　 唐以来的中国佛教，天台已经逐渐式微，而处于社会思潮的边缘，思想上是禅、华严与唯识三家的天下，“三者率皆以道行卓名播九重，且为帝王师范，故得侈时其学”。所以当天台湛然开始试图重建正统性的时候，他面临着与诸宗抗衡，“横身受敌”的局面。（注：分别见铠庵、吴克己：《释门正统》卷二，《新纂续藏经》（以下均简称《续藏经》）第75卷，275页；怀则：《天台传佛心印记》，《天台藏》湛然寺本，第188页。）在义学上，天台一直以华严宗系作为自家主要的敌手，特别要辟华严为“异端”，“两家（台贤）学者，枘凿冰碳”。（注：《释门正统》卷八，“贤首相涉载记”，《续藏经》第75卷，358页。另外，与天台的处境不同，华严诸师当时都颇受王权重视，如法藏“为帝王所重，实称非虚”；澄观也是“帝颇敦重”，“频加礼节”。（分别见《宋高僧传》卷5的法藏、澄观两传）天台为了建立正统，后来也有意识地与权力接近。）《起信论》是中国佛教思想史一部颇有争议性的论典，但在唐代经过华严祖师的努力（特别是法藏），该论已经被经典化并取得了权威性的地位。唐代华严所获得的胜利和正统性，迫使天台为了一争正统，也不得不开始重视到《起信》。被尊为天台九祖的湛然（711-782年）颇有“焕然中兴”之意，他深感“道之难行”，（注：均见赞宁：《宋高僧传》卷第六，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17,118页。）故而为了振兴天台，他也引述到当时华严宗十分推重的《起信》，并与华严作了不同方向的解释发挥。作为经师，湛然在解经中“重塑传统”，以期建立天台的正统性。（注：《释门正统》卷二中说，湛然注解《起信》，乃不满于贤首之疏“不符佛祖大意”，亦与《起信》之说相违背。《续藏经》第75卷，275页。另Linda Penkower也认为，湛然和知礼等天台学者热衷于通过诠注经典的方式来建立天台的新传统。见其，Making and Remaking Tradition:Chan-Jan's Strategies Toward a T'ang T'ien-T'ai Agenda，《天台大师研究》，平成9年3月1日发行。）从天台内部的传统看，湛然的思想“尤得意于十门”，所以他特别就天台的圆义创作了《十不二门》，该论逐渐成为后来台宗的经典。到了北宋，《十不二门》被天台学人视为“辞实体要，览之使人见佛慧之渊”，而于此争相诠释，但各家理解也发生很大的分歧，“莫能一贯”。（仁岳：《十不二门文心解》，《续藏经》第56卷，第340页）天台内部所发生的山家、山外之争，虽然源于对《金光明经玄义》的广、略本之争，而思想的创造上，却与他们对《起信论》和《十不二门论》的不同理解和解释有非常深刻的关联。所以本文特别就这一范围来讨论山家、山外的所谓正统、异端之辩。
　　 以正统性自居的山家有非常强烈的宗门意识，故其对山外的批判，多是以“旧学天台，勿事兼讲”的原则为号召的，（《佛祖统纪》卷八，《续藏经》第75卷，431页）处处以“共扶正教”，“作传天台教观之院”为己任，（注：分别见知礼，《四明十义书》卷下，《大正藏》第46卷，856页；《四明尊者教行录》卷第五，“四明付门人矩法师书”，《大正藏》第46卷，904页。）在方法上，山家也通常把山外注经中的观念作为“异端”(heterodoxy)，而有意识地牵连到华严的思想上面去，这点从志磐《佛祖统纪》为知礼所写的“赞”词中就可以看得非常明确：
　　 唐之末造，天下丧乱，台宗典籍流散海东，当是时，为其学者，至有兼讲华严以资饰说，暨我宋隆兴，此道尚晦。……故（晤）恩、（源）清兼业于前，（庆）昭、（智）圆异议于后，（继）齐、（咸）润以他党而外务，净觉以吾子而内畔，……自荆溪而来，九世二百年矣，弘法传道，何世无之？备众体而集大成，辟异端而隆正统者，唯法智（知礼）一师耳。
　　 法登于《议中兴教观》中也说：
　　 山家教观传来久矣，大小部轶典型尚在，独称四明法师中兴者，其故何哉？曰典型虽在而迷者异见，由乎山外一宗妄生穿凿，禀承既谬，见解复差，致一家教观日就陆沉矣。（注：重点是作者加的，引文均见《佛祖统纪》卷八，《续藏经》第75卷，432页；《议中兴教观》，《续藏经》第57卷，97页。）
　　 有趣的是，北宋台宗内部对其思想分歧的叙述，似乎比来自外部的描述更激烈。如晤恩在天台宗史撰的纪录中是“以他党而外务”的“异端”，庆义在《重刻四明十义书序》中，也把晤恩说成是“兼讲华严，不深本教，滥用他宗”而使宗门大坏的人物。（《重刻四明十义书序》，《大正藏》第46卷，831页）但比照更早出版的，北宋赞宁《宋高僧传》（988年）卷七所记山外晤恩的传中，情况却完全不同，晤恩被叙述成会昌法难之后，绍续天台正统思想的重要人物：
　　 先是天台宗教，会昌毁后，文义残缺。谈妙之词，没名不显。恩寻绎十妙之始终，研敷五重之旨趣，讲大玄义、文句、止观二十余周，解行兼明，目足双运。使《法华》大旨全美流于代者，恩之力也。又慊昔人科节语言荆溪记不相符顺，因著玄义、止观、金光明、金婢论科，总三十五帖，见行于世。（注：《宋高僧传》卷第七，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61,162页。）
　　 不难发现，作为“异端”的山外学派，是经过山家思想家和史家的联手努力而逐渐被“塑造”出来的，应该注意到山家文献中的正统性意志和宗派意识形态的修辞。
　　 为了建立自己一家之正统，山家不仅对内批判山外，对外诸宗的批判，也都特别联系到与正统性相关的问题上面。如他们一面吸收禅宗以祖统立教的方式，同时，在祖统相承的问题上，又特别“务与禅宗相反”，而批判禅家的祖统说。（注：宋台禅二宗之争，见陈垣，《中国佛教史籍概论》，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22-125页；此亦可参见高雄义坚，《宋代佛教史的研究》，百华苑，昭和50年版，第80-87页。）对华严的批判，除了在思想上划清界线，特别运用到教学上的判教方式，因为判教直接关涉到“宗派政治”与“正统性”的地位问题。（注：Chi-Wah Chan,Chih-1i(960-1028)and the Crisis of T'ien-t'ai Buddhism in the Early Sung,Peter N.Gregory,Daniel A.Getz Ed.,Buddhism in the Sung,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s Press.）根据《释门正统》的纪录，台宗对华严诸师的判教有强烈的不满，如湛然就批评贤首五教的判定是“有教无观，解行胡越”，（注：《释门正统》卷八“贤首相涉载记”，《续藏经》第75卷，259页。）山家从义则对禅的祖统和华严宗密的判教都进行了广泛地料简。（见《续藏经》第75卷，324-3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