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天台文化具有鲜明的个性和特色，它起于道教，盛于佛教，囊括三教，具体表现为“天台宗”为代表的佛教文化，对中国文化及日本、朝鲜等国的文化发展起过积极的作用。天台宗的法统说开华严、唯识、禅宗的法统之先河。其判教说对华严宗的“五教十宗”和禅宗的“教外别传”判教理论建立起过先导作用。华严宗的圆融无碍思想明显受到了天台宗的“三谛圆融”说影响。中国盛行的菩萨戒和观音崇拜也与天台宗倡导有关。天台宗的“观”、“教”并重几乎成为以往中国佛教的一个共同理论。
　　 天台山是中国佛教史上具有民族特色的佛教宗派天台宗的发源地之一。它所构建的庞大的理论体系对其他各宗各派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学者认为，天台宗是在隋唐时期南北佛教互相融和及补充的形势下出现的，“是南北朝佛学教风在隋唐统一后的新历史条件下融和的表现。”但是为什么偏偏要选择天台，而不在其他地方出现同样宗派，许多学者只是说因智者在此栖隐而得名。周琦、连晓鸣却从地理环境方面做了论证，认为“天台山历来为释道双修之名山，且地处东南海隅，远离政治中心，是理想的栖隐之地。”佛教属典型的东方内省型文化，需要一个与其“出世”哲学相适应的封闭型的自然地理环境，天台山正好具备了这一特点，故受到了智者大师的青睐。河南学者王照权、孙顺霖、韩成之、袁宗文等运用实地考证与史志记载相结合的方式，对光山县的大苏山慧思道场作了研究，指出从北齐天宝五年(554)慧思结庵志州大苏山14年之久，现在仍有摩崖石刻留存，智者曾在此随慧思受法多年，再结合道岸建寺植唐柏，宋乾兴御赐题额“敕赐梵天寺”，苏轼所作诗并序及后人题咏，可以说明大苏山也是天台宗的发祥地之一。此外，湖北当阳玉泉寺智者大师曾在此创作了“天台三大部”中的两部，也是天台宗的祖庭，所以天台宗的创立涉及了南北两方，参加光山会议的学者认为，实事求是地说，天台宗的建立过程是：发祥于大苏山，经过当阳和南岳的演进，终于天台山。这个观点较之过去的传统说法更加完善，是近年来关涉天台宗研究的一个重要成果。
　　 近年来学术界对天台宗人物的研究比较多的是三祖慧思、四祖智顗、五祖灌顶、九祖湛然以及知礼等人。由于这些人物是台宗史上承先启后和继往开来者，故对他们的研究主要侧重于佛教思想的理论以及他们与社会政治的关系。
　　 对天台谱系中所说的二祖慧文、三祖慧思在天台创立史上所起的作用，大多学者认为“天台宗学说的渊源，可上溯至南岳慧思和北齐慧文”。也有人认为从宗派上讲，“事实上，慧文同天台宗也没有什么关系。慧思同天台宗的关系也并不多，更说不上深。”天台宗人将他们尊为祖师，是出于九祖门人梁肃之手而确定下来，或是宋僧志磐的“加工”而成。杨曾文、张风雷、吕有祥等人研究了慧思的学说，指出慧思提出的观心、法华安乐和“性具善恶”的心性论，其《法华》圆融宗旨和《法华》行法将如来藏观与般若空观相结合，禅定为本与定慧双开的禅风均被智者接受，因此慧思对天台宗的建立功不可没，修正了前人的结论。陈兵说：“慧思以止观总摄全体佛学，从大乘如来藏说出发，以‘自性清净心’为禅观之本，用大乘哲学观阐释四念处，四乘八定、四无量心、五神通等小乘禅法，尤重直观心性。”三类止观的划分，是对整个印度禅学的总结，发展的体系，表现出中国禅僧高度的根据能力，慧思的禅学思想体系经智顗进一步整理发挥，蔚成一宗之学。
　　 潘桂明着重从北魏太武帝和北周五帝两次灭佛事件所笼罩下的“末法”视角，考察了慧文、慧思之禅风在地域上向南方逐步转移的社会文化原因，认为智顗建立天台宗，有强烈的末法背景。慧思一再南迁，既是对北方战乱局面和僧团迫害的消极逃避，也是对北朝现实政治和佛教形态的无声抗议。他们不仅继承了北方佛教重视禅定实践的风格，而且注意吸收南方佛学的传统，提倡对佛教哲学的思索。通过合法途径，接受现实政治的庇护，为佛教争得一席之地。重在教团的自身建设和修证实践，清除佛教界内部的腐败现象。智顗“天台隐居，完成了对数百年中国佛教的反省，提出了如何克服佛教危机、摆脱末法影响的具体方案。这一方案的原则便是：统一南北佛学、加强止观实践。”评论者王雷泉说，“由于作者对禅宗下力甚勤，通过对达摩系禅法与慧文系禅法的比较，对天台宗学说源流的分析，就使人有入木三分之感。”
　　 学者们根据天台宗的历史发展情况，大致划分出，隋代为天台宗的创立和发展时期，智者及弟子灌顶受到隋文帝等人的礼遇，四方道俗之隆礼而盛行于世；中唐为天台中兴时期，湛然弘道于东南，止观之学再盛；北宋初为再次中兴时期，知礼著书，广开法席，山家山外纷争，芬芳吐异，不久即衰；元至明是第三次中兴时期，性澄湛堂请命大都，诏复旧制。无尽传灯辟幽溪讲堂，重立天台祖庭；清末民初是第四次中兴时期，苍溪敏羲修复祖塔，刊刻典籍。倓虚、谛闲创设僧学，弘法南北。周叔迦则把慧文至灌顶四祖时期称为创建时代；智威至玄朗三世为守成时代；湛然至广修三人为光大时代；物外到清竦为沉潜时代；义寂至智圆为中兴时代；元明清三代为零落时代。不同的分期法实际上反映了对天台宗的界定，即以哪种标准来判定天台宗的含义，按周叔迦说法，止观之道是天台宗的标志。周齐说天台宗在精神境界上的追求转向，应该说更符合传统的价值取向，也是适应于时代环境和发展主流趋势的，天台宗的创宗成功，既是整体趋势的发展结果，同时天台宗在佛教理论上的自觉和建树，又是对这种趋势的深化。天台宗的创宗成功和意义就在于体现和发挥了宗教文化的功能，通过对等内学方面的时代课题的解决，辅助了社会价值系统的整合。
　　 四祖智顗是天台宗的创立者之一和集大成人物已经成为学者的共识。对他的生年，有学者做了考证，指出应是538而非537年。任林豪通过考证指出，智顗大师出家的寺院不在长沙，而在湖北大悟、黄陂、黄岗一带。有人认为智顗受传统的儒家“忠孝”、“名节”思想的影响，生前受到陈朝三代君主崇仰，故陈灭后，他拒绝与新起的隋王朝合作，以固有的正统王朝观念对待周围所发生的一切来确定自己的佛教立场，以至于郁郁不得志而终老于天台。汤用彤曾将智顗的事迹列出了年表，指出智顗的寿数为60岁，僧腊40，改正了《续高僧传》67岁之误说。智顗的死因是因“晋王虞召，出至新昌石偈前，端坐入灭”，也就是说智顗圆寂见于隋炀帝杨广的路途剡县到石城寺即今新昌大佛寺。吕澂说智顗大师在当阳玉泉寺讲经后，“重返天台，不久即死于山中。”谈壮飞、张哲永则说，智顗因不与陈朝合作，因此极有可能是被害死的。任林豪认为天台山的智者大师塔不是肉身塔，应是“灵龛”。潘桂明说智者一生经历了梁、陈、隋三朝十帝。他的坎坷经历，是当时政治生活和佛教现状的真实写照，是这一时代各种不幸的缩影。谭壮飞先生认为智者“是在隋统治者的政治迫害下气恼而死，甚至可能是服毒自尽”的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指出：“重要的不是确定他‘如何’死，而是辨明他‘为什么’而死。”通过对智者临终前致杨广遗书所述“六恨”的剖析，感叹自己“为他损己”故在修行果位上仅得“五品位”。灌顶在《摩诃止观序》中，在解释“五品位”时引出了《法华经》所提出的“如来使”这一概念。这个为其他经典所不见的“如来使”，指的即是在现实的苦难中实践真理的精进者，是在世风日下的危机时代高扬理想主义大旗的殉道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