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王兆杰和上官绪光对大苏山净居寺的历史沿革做了考释，提供了其僧团、谱系的演变情况。对天台五祖灌顶出家处和讲经灵迹所在地摄静寺遗址学者撰写了调查报告。还有学者提出《三国演义》和《西游记》等三部文学巨著曾与天台山文化结过“不解之缘”。夏云城考察了天台山寺观的兴废史，概括出三国时期是寺院初创期，两晋南北朝至隋朝是初盛期，唐代是低谷期，五代十国至北宋是全盛期，元代以后是衰落期。这个划分基本上和天台宗佛教发展的历史是吻和的。不过，这里的研究含有天台山道教庙观的情况，故有的统计与道教有关。任林豪、陈公余就天台宗祖庭国清寺建筑选址和总体的构思、功能要求、建筑布局、艺术特色等几方面做了探讨，指出“清、奇、古、幽”基本上反映了它的外貌。其建筑布局依功能分成佛事区、生活区、接待区和农事区四部分，并依主次分别摆布于四条轴线、三级空间中，依地势而在布局手法上高低错落，灵活变化。作者特别强调寺的大门朝东开的不同寻常意义。认为这样做，其一是中国传统的“风水”规定，其二是对创建者智者大师的怀念，寺的东面曾是智者隐居修禅讲经旧寺，寺门东开即为面见智者旧居，发思古之悠情。但是这仅仅是从宗教而言，更重要的是从美学上看，寺门东开增加了空间的景深，“使寺院更具含幽深之特色”。国清寺建筑的艺术特色不仅将风水与传说相结合还融合宫式建筑与民居建筑于一炉，充分体现了当地佛教文化的特色，是中外交流和地域文化的典型范例。金祖明、周琦和任林豪还对近年来发现的天台塔寺作了进一步考证，力图搞清国清寺与天台塔的历史，进而指出天台寺塔数量之多，建筑艺术高超，无愧于“佛窟之盛名”。有人认为，有悠久历史的玉泉寺，是中国最早的古刹之一，它既是湖北佛教的渊薮，“荆楚丛林之冠”，又是隋代中国佛教“天下四大丛林”之一，天台宗创立者智顗曾在此生活过，禅宗六祖神秀也在此说法，它既是天台宗祖庭之一，又是禅宗祖庭之一，一身兼跨两宗，因此玉泉寺在中国佛教史上的历史地位是非常高的。学者指出，智者大师是荆州人，他的一生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前一个阶段的轨迹是，金陵瓦宫寺一会稽天台山一金陵太极殿。后一阶段的轨迹是，扬州一荆襄一天台。智者晚年回到了家乡，创立玉泉寺，并在寺内完成了“天台三大部”中的“二大部”，说明他的成熟期的佛学思想与玉泉寺是分不开的。
　　 王中河与卢惠来对台洲地区的灵塔寺戏剧砖刻做了仔细地研究，将继四川广元发现南宋墓杂剧之后又一次重要的发现做了充分地肯定，指出其世俗化的特征。在佛教寺塔上镌刻了如此浓郁的世俗流传的民间戏剧的内容，这在佛教寺塔艺术史并不多见，因之有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周琦还对天台地区的佛教造像做了历史性地回顾，勾勒了天台佛像艺术简史。连晓鸣和周琦还认为天台山茶叶有佛化的过程，由“仙苕”而逐渐演化为“佛茶”，其特点是茶禅味和以茶供佛。丁锡贤和朱封鳌对天台山的佛教文学作了述评，强调天台山佛教文学内容极为丰富，其形式有散文、诗歌、故事和小说等。天台山文学繁荣的原因一是历代名僧有较高的文学素养，成为文学创作的主力军；二是天台宗教义符合文人的口味，文人乐意引用发挥。此外，天台山的奇异山水和秀丽风景也吸引了各地的文人。天台山佛教文学具有很高的思想艺术性，这与天台宗教义的思辨层次较高和自由解经的传统是分不开的，并且自唐以后已经形成了独具一格的体系。孙昌武说唐代文人中，诗人多与天台宗无关。而文章家如李华、梁肃、韩愈、李翱、李商隐等却与天台僧人有密切的关系，其原因在于中唐以前文人思想多究天人之际，其后转向了人心。任志强、金正铨论及了佛教与围棋的关系，介绍了明代天台僧侣、围棋国手野雪的事迹，表现了天台佛教文化多样性的特征。此外徐光大、徐三见等人还介绍了天台禅僧寒山、拾得的禅诗。这些作者都是本地人士，熟悉天台历史、风俗乡情，较好地把握了天台佛教文化的基本特点，学者指出，近代天台宗在上海的弘传。对上海佛教发展起了一定促进作用。同样近代天台山佛教的恢复和发展，一些佛寺建筑的修建都得到上海佛教界的大力支持。
　　 五
　　 学者强调，天台宗教义的思想源头虽在印度，但对印度大乘空观作了自由发挥和创造。天台山与韩国的佛教是密切相连的，不论是天台宗奠基时期，抑或是正式创宗时代，还是在它的衰而复振阶段都有朝鲜僧人前来习法问道，推动本土教宗的发展。陈景富和何劲松都认为是高丽僧智宗首次将《宗镜录》传往海东。宋代高丽僧来华促进了中国天台宗的复兴。周琦介绍了天台山与朝鲜佛教的交流，不仅罗列了中朝两国间佛教僧侣的交流，还涉及了受佛教影响的俗人之间的交流，历史时限从南朝到清朝，较为完整地体现了天台佛教与朝鲜佛教的关系，应该说有填补空白的意义。
　　 学者还认为最早把天台宗传入日本的应是中国唐代高僧鉴真与其弟子，后来才有日僧最澄在研究了鉴真带到日本的天台宗基本著作后，才来到中国学习天台宗教法和密教，回国正式创立日本天台宗，并把密教吸收到日本天台宗之中。有人指出，日本高僧之所以独钟天台，就是因为他们在对天台佛学追求探索中，所产生的情境因缘所致。日僧圆仁所著的《参天台五台山记》既是中日友好的见证，也是一本史料价值很高的著作。圆仁在书中有一些词颇难费解，徐三见试图根据内容作了释读。还有的人认为圆仁被后人指责“触犯女戒”是一种误解，因为“会昌法难”，使圆仁的生活发生困难，迫使他还俗娶妻生子，又由于僧伽内部的纷争与不和，使他遭受了非议。
　　 有学者对日僧圆仁所著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所反映的天台宗问题（如高僧行满一生行迹）做了探讨。《入唐求法巡礼记》经国内学者做过研究并予以出版，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白化文称“他不愧为古代一位杰出的旅行家”。《入唐求法巡礼记》是“东方游记中的一颗璀璨的明珠”。卢秀灿和周琦系统地梳理了天台山与日本的文化交流，把天台山与日本的文化交流，把天台佛教文化对日本佛教的影响分为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两种。前者是指对日本佛教天台、禅宗（临济、曹洞）等派系的影响，后者指对净土、莲宗等派系的影响，此两派的创始人虽然大都未到过天台山求法，但教义学说上曾受到过天台文化的“熏陶”。他们还划分出两个历史时期，即唐至北宋为天台文化输出时期，南宋至元代为天台山禅宗文化输出的时期。最后概括出天台山佛教文化对日本的影响，除了形成了以比睿山为中心的“天台山佛教文化圈”外，还表现了佛教典籍、诗歌、史学、建筑、茶叶、柑桔几个方面。这里有的是中外佛教文化交流的一般现象，如佛教、史学、建筑等，有的则为天台独创，如柑桔和茶叶等，也说明了宗教文化之间的交流不仅仅是宗教间的影响，还包括了经济等最重要的因素。他们还比较详细地介绍了近几十年来，尤其是本世纪70年代以后天台山与日本佛教的交往，既保持了历史的连续性，还披露了新的史料，无疑有着极其重要的现代意义，为将来的研究提供了史料，打下了基础。学者们还做了资料整理的工作，将一批国内已佚，日本尚存的唐代中日文化交流史料引回国内，有助于学术界的研究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