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与写是僧人弘法的重要方式。为了发掘和培养学生的演说才能，学院不定期的开办各种讲座，组织爱国爱教演讲比赛等等。同时，还通过办刊物这一渠道提供给师生一片创作的园地。1989年，《闽南佛学院学报》正式创刊。因为它立足本院面向全国佛教界，因此，从它创刊之日起，就吸引了无数的院内师生及院外学者投稿。他们用自己辛勤的汗水，为为片教学与研究的园地源源不断地注入生机。学报每年出版2期，至1998年上半年，共出版学报19期。其中第5、9期学报分别是闽院本科班第2、3届学生毕业论文选，第10期学报主要刊登闽院从事《大智度论》研究工作的研究生及其导师方兴教授所写的大智度论提要。这些文章以其上乘的质量，受到海内外佛教界的好评。此外，为缅怀闽院先贤的丰功伟绩，于第2、4期学报上分别以巨大篇幅发行了纪念太虚大师诞生100周年学术专刊以及纪念弘一大师诞辰110周年特刊。在当今众多的佛学院中，办学术专刊的学报，闽院还是首创。
　　闽院从1985年复办以来至1996年底，已有5届300多名本科生毕业。他们有的走上管理寺院的岗位、有的在各地佛教协会工作、有的分赴各地佛学院从事佛学教学、有的前往海外弘教或求学。
　　总之，在妙湛老法师主持下，闽院无论在教学、生活、文化设施上，还是在教学素质以及规模上，都有较大的提高和发展：新建教学大楼，太虚图书馆，法师楼，学生楼和当今世界上规模最大、设备最先进的禅堂以及女众师生教学、生活的场所紫竹林寺(96年，女众部除本科毕业班外，所有的班级均从万石莲寺、天界寺等处迁往紫竹林寺上课)，添置大量图书及教学器材，聘请海内外学修并重的高僧大德和对佛学有一定造诣的法师、学者来院任教或讲学，扩大招生，使闽院逐步成为我国目前师生人数最多、规模最大、教学设施较为完善、教学质量较高的一所僧教育的重点学校。
　　(二)1997年3月圣辉法师荣任南普陀寺方丈至现在为第二阶段。1995年12月，一代宗师妙湛老法师圆寂。1997年，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湖南省佛教协会会长及长沙岳麓山寺方丈圣辉法师被推举为厦门南普陀寺方丈、闽院院长。
　圣辉法师自担任院长以来，针对学院存在问题进行精勤治理，使学院日渐走向正规化。其所作工作，主要表现为：
　　1、为进一步提高法师的文化及佛学素质而创设法师进修班。1997年开始，闽院一改1985年复办以来的春季招生为夏季招生。因招生时间的变更，不少法师暂时走下了讲台。利用这宝贵的时间，学院于1997年4月在南陀寺举办了为期近3个月的法师进修班，让所有在闽院工作的法师得到一个系统学习、充实提高的机会。
　　进修班采用了课堂讲授的授课方法，聘请厦门大学富有教学经验的相应学科教师执教，开设了高等学校教学方法、高等教育学、青年心理学、古文教学的4门课程。经过几个月的刻苦学习，法师们的文化、佛学素质及工作能力得到了普遍的提高，学生对法师授课的质量评价良好。
　　2、加强学院管理，制订各项规章制度。1986年和1992年，中国佛教协会分别在北京和上海召开了全国汉语系佛教院校工作座谈会。新任院长圣辉法师根据会议精神和国宗发［1996］040号文，从整顿、调整、改革、提高四方面下手，以“学院管理丛林化、学僧学修一体化”为原则，对学院的教学管理体系进行了适当的调整和完善。提出了学院管理实行"院长负责制、教师聘任制、学生淘汰制"以及学院工作“制度化、程序化、科学化”的新要求。制订了各项规章制度，其中包括闽院教学管理整体规划；院长、副院长工作职责；处、室正副负责人工作职责；学院办公室工作职责；教导处工作职责；教务处工作职责；《学报》编辑部工作职责；闽院法师、老师守则；闽院学僧学籍管理办法；学僧守则，课堂、上殿、斋堂、生活规则等。
　　这一系列规章制度的制订，对培养师生高尚的宗教情操，加强教学工作，提高教育质量，多出爱国爱教、德才兼备的跨世纪合格僧才，确实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3、整顿道风。道风不正会祸教，这是一般佛教徒也懂得的道理。那么如何才能正道风?圣辉院长就任不久，就召开了院务会议，讨论制订出闽院各项规章制度，合编成册，发给师生，连同南普陀寺共住规约一起，组织学习，进行讨论，加深认识。并以此制度规约作为个人的行为准则及违犯必究的依据。对违犯者，依情节轻重作出严肃恰当的处理以扫歪风、树立良好道风。
　　从严治校使得闽院学风日盛，道风渐隆、处处秩序井然。现已发展为7个班级(男众3个班、女人众4个班)，有近300名学员，近60名教师，他们大多能解行并重，力争做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名符其实的新僧才。

总结
　　综上所述，闽院的办学大致经历了初创、发展、衰弱、停办、复兴这么一个从低到高再到低然后到高的波浪式过程。在这70多年的办学过程中，几多艰辛、几度辉煌。站在历史的桥头，观望今天闽院那卓约风姿、累累硕果，怎不令人思绪万千?是什么原因使它从诞生之日起就得以迅速发展而成为全国僧教育的重点学院而蜚声中外呢?追究探寻，我想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近代中国佛教复兴潮流的涌现。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经南北朝的急剧发展，到了隋唐，以其崭新的风貌繁荣昌盛起来，宗派林立，佛学名家辈出。后因会昌法难而趋于衰微。北宋虽一度有所回升，然衰势已无法挽回。延续至近代，由于洋教东渐，加上鸦片战争后寺产兴学之风的冲击，佛教危机加剧，经论散佚，从事佛学研究之人寥寥无几。
　　民国初年，革新佛教、复兴佛学已形成颇具声势的潮流。投身这一热潮的僧伽与居士，印经办刊、组织社团、兴办佛教教育等，蔚然成风。
　　就兴办佛教教育而言，从事佛教革新的有识之士认为：佛教的衰微与佛教教育有内在的联系。因此，他们把兴办新式僧学，培育僧才视为复兴中国佛教之策。先是笠云于1903年在长沙开福寺创办湖南僧学堂；1907年，杨文会在南京金陵刻经处设祗洹精舍，招收僧、俗20余人，学习佛学及梵文、英文。培养了欧阳竟无、太虚法师等一批佛学人才。随后，佛学堂创办增多，主要有1914年月霞在上海哈同花园开办的华严大学及谛闲在宁波观宗寺成立的观宗学社；1917年月霞在常熟创办的法界学院；1919年释仁山在江苏高邮建立的天台学院；1922年欧阳竟无、吕　在南京创办的支那内学院及太虚在武昌成立的武昌佛学院等。随着接受僧伽教育的学僧回闽，以及有学养有革新思想的僧人移锡闽中，佛教变革与复兴浪潮也在闽中激荡。闽院就是在这激荡的浪潮中绽开的一朵“浪花”。它的诞生与迅猛发展，无不与上述佛学院所提供的经验与人才息息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