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夏年先生则认为：

第一，学与修并不是互相对立的，而是互相联系和相辅相成，它们呈现出一体化的态势。“学”是知识和理论，要*“修”来验证和检验，因此学离不开修。“修”是实践与行动，要*“学”来作指导，因此修离不开学。它们之间的正确关系是，没有学就没有修，没有修也没有学，有学必有修，有修必有学，学里包含了修，修里包含了学，两者不能任意地人为割裂开来。任何理论和思想都要受到实践的检验，“学”的目的最终也是要受到“修”的验证，最后的结果将体现在“修”的当中。　

第二，学与修始终处在一个不断变化和不断发展的动态过程。“学”是为了更好“修”，“修”是为了更高地“学”。理论上去了，实践的能力也会增强，因为理论指导实践，掌握　　了更好的思想利器，才能更好地修行。同样，实践能力增强了，对“学”的理解自然会又上一个层次，因为理论来自于实践，修行者的认识水平势必也提高了。佛陀经常教育人们要懂得迷与悟只在剎那之间，这就是说，人的知识始终在不断地扩展、充实，认识的理论水平也在不断地总结和提高，实践的能力也在不断地增强，学和修始终是随着人的认识水平和实践能力而不断深化与发展的，并不是停留在某一个水平或层次上的“修”验证了“学”的知识，反过来“学”提高了“修”的能力，两者之间应该呈现出正比的关系，是良性地互动，所以，“修”的越好，“学”的也越高，换句话说，“学”的越好，“修”的也越强，综观历史上的佛门大德、善知识和当今的佛门高僧，他们之所以能够得到很高的众望，就是因为他们既有很高的修行，又有精深的学问。

第三，学与修之间有一个“度”的把握。所谓的“度”是说的适度，即在学与修两者的关系中，把握适度的关系才是最合理的。由于学与修是始终处在一个动态的过程里，因此不好被人们印证，也不好把握。有学无修和有修无学都是属于“度”的失衡的具体表现。掌握“度”的原则，应该是取佛教的“中道”认识，既不能偏于修的一极，也不能过于执着学的一端。而且正确地把握两者的适度发展，这是保证学修关系一体化的根本。　

第四，学与修的关系要根据不同的条件，因人而异，不能一概而论。对学与修的关系与评判，不能套用一种模式和一个标准，关键是每个人的自己的体会，犹如饮水，冷暖自知，切忌千人一面。在佛学院里，判别“学”，可以有一个坐标系与公共标准，因为知识的高低有差距可以明显地看出来，但对修而言，则要看是否做到发心和如法如律的生活，做到了，就有修，否则就无修。（〈当代中国佛教教育三题〉）

佛教的信仰核心决定佛教教育必以坚固受教者的信仰、树立正见为宗旨，但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却遇到了知识授受、学术活动与修行实证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产生可追溯到禅宗“不立文字”、“以心传心”的教学主张，在现代佛教教育活动中，则表现为授受知识技能与修证课目的设置及谐调问题。我们认为，学与修的冲突在理论上是可以达到统一的。中国传统的教育理念总以“读书明理”，学问应落实到自家身心的受用上为根本，同样强调学问应落实到实践。“知”与“行”的问题，一直是儒家讨论的重点之一，虽然与佛教价值取向有层次上的差异，但在治学与修为的关系上，“行”是最终目的，“学”则为启发心智的前提。佛陀的教法本身是通过言教劝化众生入佛的，且有因根对机的不同施设，为“蠲除戏论”才设立“第一义悉檀”直接契入诸法实相。《维摩诘经》说：“言说文字皆解脱相。所以者何？解脱者不内不外不在两间，文字亦不内不外不在两间。是故舍利弗，无离文字说解脱也。所以者何？一切诸法是解脱相。”（观众生品第七）永明延寿也说：“内证自心第一义理，住自觉地，入圣智门，以此相应，名宗通相。此是行时，非是解时。因解成行，行成解绝，则言说道断，心行处灭。”（《宗镜录》卷三）延寿阐释“理入”与“行入”之间的关系时，更说：“以理导行，以行圆理。又菩提者，以行入无行。以行者，缘一切善法。无行者，不得一切善法。岂可滞理亏行，执行违理？”（《万善同归集》卷上）可见，解与行，理入与行入是相辅并行的，不可固执一端，况且没有起码的抽象思辨能力，又怎能认知理性思辨的佛法大海？有关“学”与“修”的矛盾问题，第四部分还当讨论，此不具述。

（2）教育方法问题：“研究”与“信仰”的矛盾

如何看待目前佛教教育中普遍运用的学术研究这一方法，一直是教内外争论的焦点之一。在一般的人看来，研究佛教或者佛学，不仅不是学佛人之本分，甚至是背离佛教信仰的做法。净因法师指出：

当今不少学者在研究佛法时确有不能解行相应之通病，正如太虚大师所指出的那样，“吾以之哀日本人、西洋人治佛学者，丧本逐末，背内合外，愈趋愈远，愈说愈枝，愈走愈歧，愈钻愈晦。”佛教教育并不是要培养那种言端笔下谈玄说妙、口若悬河的知解佛教徒，禅宗把这种类型研究佛教的人士称之为口头禅、文字禅。然而我们也不能因噎废食，因此全盘否定佛学研究之价值。我们必须清楚地意识到佛学研究与学佛之间确有其互动关系。

他认为，首先，佛学研究是学佛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佛陀把学佛归纳为闻思修三个步骤，佛学研究应为前两个步骤－－闻与思，这是每个学佛人的必由之路，不可缺少。换言之，学佛以闻思为开端，通过对佛教教义的深入研究，明了佛法之精要所在，然后通过实践（修行）去印证研究的成果，最后真正体悟佛法之要旨。这种传统研究佛法的方法多为教内学者所采用，最具代表性的如太虚大师的“解行相应”和印顺导师“以佛法研究佛法”。通过各种研究方法，准确把握佛陀之本怀，博通经律论三藏，得圆满精密之胜解，依此胜解抉择各时域、各宗派佛法之流衍，重建契理契机的中国佛学，使佛学研究为弘扬佛法于世界人类服务。　

其次，佛学研究是进入佛门的方便之一。因众生的根机不同，决定了学佛的切入点千差万别。总的说来，引导众生进入佛门的方便有二，其一由信而入，然后便是解、行和证；另一类众生则由学习理解（闻、思）佛法而起信修证。由信入佛法大海直截了当，固然是好，但易迷、易退。换句话说，由信而入，入门容易持久难；由理而入，入门难，而一旦进入，迷与退的可能性相对减少，较能持久。更重要的是，即使由信而入佛法大海的修行人，紧接着还是要经历解、行和证三个步骤。因此佛陀特强调解理，而非盲信。片面强调悟而不学，弊端百出。无论是采用闻思修还是信解行证的步骤修学佛法，学习研究佛法是学佛人必不可少的步骤。（〈从对传统办学指导思想之反思谈佛教教育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