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从事佛教研究的学者是否有修的问题，也是一个热点话题。一般人认为，佛教本来是关于人生的学说、解脱的学说，属于“心性”的范畴，需要修习者去认真的体悟，在实践中将境界提升。但是自从佛教被西方学者纳入学术研究范围后，成为了一种纯学术的东西，变得与物理学、文学一样，成为一种专门供人研究的学问，和做人已经没有关系了，佛学研究注重只在“理”字上。佛教的学术化使佛教偏离了正常的轨道。学术研究人员轻视信仰，“把佛教当成纯哲学、纯知识来研究，强调所谓研究的客观公正性，没有处理好学佛与佛学研究之间的互动关系。”　净因法师也认为：“问题关键主要看初发心，这是教界与学界佛学研究的分水岭。学术界偏重于知识、理论、思想体系的研究，把研究重点放在佛教名相、历史、考据等方面，把佛学研究本身看成是终极目标。这种研究佛法的目的与古德有本质的区别。古德从未把佛学研究作为终极目标，而是看作一种方便与手段，使之为修证实践服务。换言之，古德们不仅从理论上研究佛法，而且更强调从实践上体证佛法。正因为如此，很多学界的学者研究佛学的通病是能说不能行，对宗教经验更是无能为力。”（〈从对传统办学指导思想之反思谈佛教教育的未来〉）

对此，学术界则有不同的看法。黄夏年先生认为：

佛教虽然是宗教，但是没有信仰的人来研究它并不是不可以，因为学者是将它作为一门学问来看待的，他们研究的目的，就是想用历史来说明宗教，而不是用宗教来说明历史。佛教是人类文化与文明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它的历史发展道路，是人类历史上的重要一步，此已成为大家的共识。既然佛教在人类历史有如此重要的地位，那么对它的研究必是不可缺少的，也是必要的，更是全面的。所谓的“客观公正”，是要以一定的历史事实来说话，这些历史事实，有的是依*经典文字的材料，有的是依*考古发现，有的是*田野调查而获得的，并且在这些丰富的材料基础上，最后才能得出一个比较合理的结论来。

任何事物都有自己的运行法则，佛教的研究也有自己的特点。按照现在的学术研究的特点，学术研究要有一定的学术标准，要有一定通行的研究方法作基础，要有一定的判别标准，这些都是学术规范，是没法改变的。研究佛教的目的，不仅在于揭示它的有效性和有用性，关键是对它进行一个全面的历史梳理，找出它的贡献与得失，其结果是既总结了古代的优秀文化遗产，又为今天和未来的佛教发展提供了历史的借鉴，以史为镜，照鉴未来，这才是佛教研究的根本任务！特别是从佛教思想的层面来分析，看看佛教里面有哪些是合理的部分，并且仍然适用于今天的社会，哪些是所失的部分，不予再用，找出对治今天人们普遍出现的信仰迷失，人心浮燥的通病，这是历史赋于学者研究佛教的使命。当然也是直探佛陀的心源的一种方式。不过对
这一点，当今学者做的还很不够，有待于进一步完善与深入。

学者也许理性认识带的多一些，与教徒的感性悟解有根本的不同。但学与修是一体的，两者不能够截然分开，有学必有修，学与修是辩证的关系，不能说只有打坐、念佛才是修，这种看法实际上与佛的教说相违的。看经书，读资料是“学”，再针对所见到的材料进行整理，是一个“学”的过程。写文章，作结论，就其所得到的结果，是“修”，两者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其实用事实来说话，也就隐含了“修”的成分，因为它是受到事实检验的结果，“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修”是目的与结果，“学”是方法和手段。如果说，仅仅把学与修定位在知解与修持两个方面，这种定位未免有些过窄，有违了佛的初衷，也没有做到使用不二法门的观照方法。所以，对学者的学与修的关系，我们不能仅仅使用悟解的标准，应该更多地用不二的方法来理解与看待。（〈当代中国佛教教育三题〉）

我们认为，“研究”和“信仰”并没有天然的对立关系。永明延寿说：“解而不信，增长邪见。信而不解，增长无明。解行相应，得入道疾。”（〈真心直说引〉）佛教学术研究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印度的论师时代，而中国义学的兴盛则说明中国佛教学术研究的优良传统。从历代僧传的体例来说，“义解”排在“译经”之后，“习禅”、“明律”之前，可见学术研究在中国佛教的地位及其受重视的程度。从事佛教研究是否必然导致信仰的淡化？从现实情况来看，恐不尽然。最典型的例子是，越南现在有140余位僧尼在中国、印度、法国、斯里兰卡等国家留学，攻读博士、硕士学位，两年内将有50名博士毕业，学成后基本没有返俗的现象，且绝大多数都回国从事佛教工作。（中国佛教协会《会务通讯》2000年第五期，性妙〈中国佛教代表团访问越南札记〉）只有正视佛教界对佛教研究人才渴求的现实，消除简单的非此即彼的思维误区，以信仰为前提，以研究为手段，以实证为目的，才能培养佛教自己所需要的研究人才。

（3）教育模式问题：“丛林模式”与“学院模式”的矛盾

从佛教历史来看，佛教的教育模式主要有三种：译场讲学模式、丛林熏修模式和学院教学模式。而近代以来，学院教学模式影响最大。

济群法师指出：

在上个世纪庙产兴学的风气下，佛教界引进了社会学院式的办学方式，到现在整整已有一百年的历史了。学院式的教育虽然为佛教也培养了不少人才，但和中国佛教界要求中的理想人才总有相当的距离。纯粹走学院式的办学方式是有问题的，因为社会学院式的办学目的和佛教教育的目的是不一样的。学院的办学是以传授知识与生存技能为主，而佛教教育是完善人格的教育，是改造生命的教育，是解脱烦恼、解脱生死，是成佛做祖的教育。两者的要求相差甚远，方法也迥然不同，用这样的一种教育方式，是不能达成佛教办学的目的。他认为，佛教教育还得回到传统的佛教教育中去。为此，他提出要继承佛教的传统教育模式，在以传统佛教教育为根本的基础上，吸收学院式教育的优点，以此来建构佛教的现代教育。

他认为，和世间的教育相比，佛教教育有着四点不同：一、佛教自身有着非常完整的教育体系，有着非常优秀的教育思想。二、佛教教育的目的和世间的教育目的完全不同，世间的教育追求的是知识、生存技能的培养，佛教的教育则是转凡成圣的教育，是断惑证真的教育，是成佛做祖的教育。三、佛教教育的目的与世间教育的目的不一样，相应的，采用的教育方法自然也不能一样。四、戒律的教育是以相应的律学知识为基础，主要是通过如法的生活达到教育的效果。由如法的生活养成高尚的僧格，由如法的生活生定发慧，由如法的生活为人天树立德行的典范。（〈从戒律看原始僧团的教育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