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黄霞从文献整理的角度将敦煌文献中有关《佛说相好经》的10号写卷细致地整理为2个系统5种录文，指出2个系统的区别在于第2系统比第1系统多“若我灭度后……此人亦除却八十亿劫生死之罪”、“佛告阿难……何况系念观佛三昧”二段文字，又根据2个系统之内诸本之间在个别内容、文字上的差异整理为5种录文。从历史研究的角度来说，这正反映了佛经节选、改编本在流传中的不确定性。
　　 四、《佛说相好经》显系源于《佛说观佛三昧海经》。S.4678、北闰55+S.2686二卷均首题为《观佛三昧海经本行品第八》、尾题为《佛说相好经一卷》，就十分清楚地表明了二者之间的关系。但仔细考察后即可发现，《佛说相好经》的内容并非完全源于《观佛三昧海经本行品第八》，其实准确地说，《佛说相好经》绝大部分篇幅系节选、改编自该经《观相品第三》之一至之四节中有关观佛种种相好的内容，只有结尾以“佛告阿难”领起的2段文字才节选自该经《本行品第八》开首2段的内容。总之，因其主旨是述说观佛种种相好的具体内容，以及观佛相好可以获得种种殊胜利益，故又将其称为《佛说相好经》、《相好经》。
　　 《佛说相好经》产生、流传于什么时代呢？以往学者对此未能予以说明。方广锠先生指出：此经“作者不详”，“历代大藏经均未收录”。
　　 笔者在探考中发现，此经在唐代经录中曾有过记载。《开元释教录》（以下简称《开元录》）卷16记载：“《观佛相好经一卷》，出《观佛三昧海经新编上》。”[4][P654a]《贞元新定释教目录》（以下简称《贞元录》）卷26记载：“《观佛相好经一卷》，出《观佛三昧海经》。”[4][P991a]《开元录》系智昇撰成于开元十八年(730)，据此可知《佛说相好经》至迟于开元十八年既已成立。《贞元录》系圆照奉唐德宗之敕命于贞元十五年(799)撰成，据此可知《佛说相好经》在贞元十五年时依然在流传。此外，唐代法照《净土五会念佛略法事仪赞》载录《相好赞》，自注云：“依《相好经》。”[5][P477a]说明《相好赞》是依据《相好经》而作。此《相好经》当指《佛说相好经》，因为据上文所述敦煌写本可知，《相好经》系《佛说相好经》异名之一。《净土五会念佛略法事仪赞》卷首题署：“南岳沙门法照于上都章敬寺净土院述。”据笔者研究，法照于贞元四年(788)被唐德宗遣使从太原迎入长安后驻锡于章敬寺[6]。又据学者研究，法照于开成三年(838)卒于长安[7][P376-383]。据此推断，《净土五会念佛略法事仪赞》当作于贞元四年至开成三年之间；由此也可推断，《相好经》在贞元至开成年间仍然在流传。
　　 敦煌写本《佛说相好经》10个写本中有2个有题记，可据以推断敦煌写本的流传年代。P.3593《佛说相好经》尾题：“清信佛弟子敦煌郡司法参军冯如硅在任所自写记之。”日本池田温将此条题记系于“唐天宝、至德年代”[8][P304]《旧唐书•地理志三》记载：“沙州下，隋敦煌郡。武德二年，置瓜州。五年，改为西沙州。贞观七年，去‘西’字。天宝元年，改为敦煌郡。乾元元年，复为沙州。”[9][P1644]由此可知，唐代只有从天宝元年至至德三年(742-758)称敦煌为“敦煌郡”。池田温据此将此条题记系于天宝、至德时代，我们也可据此将此写本系于天宝元年至至德三年。P.2130写卷尾题：“三界寺道真经，不出寺门，就此灵窟记。”表明此写卷系敦煌三界寺僧人道真所用经本。据施萍婷研究，道真生平有明确记载的绝对年代为后唐长兴五年至北宋雍熙四年(934-987)[10]。据此可以推断，在后唐至北宋初年雍熙年间《佛说相好经》仍然流传于敦煌。其他8个写本，根据其抄写行款、书法风格等方面来推断，当抄写于晚唐、五代、宋初时期。从天宝、至德年间至北宋雍熙年间，《佛说相好经》在敦煌流传了240余年，可见其流传实为久远。

　　 　　　　二、《佛说相好经》是“伪经”吗？

　　 ——兼谈佛教史上的“别生经”
　　 关于《佛说相好经》的性质，方广锠先生指其为“伪经”。但笔者对此却有不同的观点。要想准确判断《佛说相好经》的性质，不仅要准确把握佛教史上“伪经”的概念，而且还要全面考察佛教史上佛经流传的种种复杂情况，才能得出准确的结论。
　　 “伪经”在概念上有广狭二义：广义上是包括了“疑经”和“伪经”二个方面，即古代佛教经录所谓“疑惑经”和“伪妄经”，又有“疑经”或“疑伪经”、“伪疑经”等不同的名称；狭义上是指与“疑惑经”（“疑经”）相对的“伪妄经”（“伪经”）。狭义的“伪经”是佛教史上指称并非译自梵本或西域原本（即“真经”），而是在中国、朝鲜、日本等地模仿经论而撰成之佛经；对那些一时无法断定真伪的经书，称为“疑经”。（注：参见日本牧田谛亮《疑经研究》，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昭和五十一年（1976年）；日本小野玄妙著、杨白衣译：《佛教经典总论》，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年；王文颜《佛典疑伪经研究与考录》，台北文津出版社，1997年。）
　　 中国汉地在东晋以前即出现疑伪经，东晋道安曾最早在其《综理众经目录》（以下简称《道安录》）专设《疑经录》，载录疑经26部30卷（注：道安《综理众经目录》已佚，梁僧祐《出三藏记集》卷五收有此录部分内容。《出三藏记集》被收入《大正藏》第55册。）。此后随着佛经在中国的翻译、流传，疑伪经不断出现。南朝梁僧枯不仅在其《出三藏记集》（以下简称《祐录》）中列出了道安所列的全部疑经，而且又撰《新集疑经伪撰杂录第三》，首次将疑经、伪经分列，著录疑经12部13卷，伪经8部13卷。[4][P38c-39b]隋唐时期，随着佛教中国化的进程加速，疑伪经日益增多。隋开皇十四年法经等人奉敕完成的《众经目录》（以下简称《法经录》）首次在经录中对经、律、论分列疑惑、伪妄，其中卷2著录疑惑经29部31卷，伪妄经53部93卷[4][138a-139a]；仁寿年间的《众经目录》（以下简称《仁寿录》）卷4《疑伪》则载录疑伪经209部491卷[4][P172a-175a]；至唐《开元录》卷18载录疑惑经14部19卷、伪妄经392部1055卷，二者合计406部、1074卷[4][P671b-680a]，而入藏之真正经典有1076部、5048卷，两者相较，不难看出当时疑伪经被大量制作及流行的情形。
　　 古代正统的佛教学者对疑伪经均持轻视而排斥的态度，他们认为疑伪经是“或凭真以构伪，或饰虚以乱实”[4][P38c]，因此他们在经录中都特别对疑伪经加以载录，目的是让人们区别真伪，以杜绝伪经惑乱真经的后患。智昇的观点可作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