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经者，邪见所造以乱真经者也。自大师韬影向二千年，魔教竞兴，正法衰损。自有顽愚之辈恶见迷心，伪造诸经，诳惑流俗，邪言乱正，可不哀哉！今恐真伪相参，是非一概，譬夫昆山宝玉与瓦石而同流，赡部真金共铅铁而齐价。今为件别，真伪可分，庶泾渭殊流，无贻后患。[4][P672a]
　　 由于正统的佛教学者皆不承认伪经有入藏的必要，因此除少数例外，伪经在寺院经藏中几无迹可寻，伪经之流传唯靠民间传抄。到宋代木版大藏经刊行后，民间传抄、流布之伪经逐渐散佚。如此一来，除断简残篇偶可触及之外，伪经乃成为仅留名在经录之中的佛典而已。21世纪初敦煌藏经洞遗书面世后，学者们惊喜地发现其中保存有许多伪经，为伪经之研究开创了新契机。
　　 1911年，我国佛教学者李证刚在考察北平京师图书馆所藏八千余卷敦煌遗书的基础上发表了《敦煌石室经卷中未入藏经论著述目录》，（注：该书民国元年（1911年）出版于由上海古学报社编印的《古学汇刊》第九册，1985年收入由黄永武主编、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出版的《敦煌丛刊初集》（五）。）该书附录《疑伪外道目录》中著录了12种佛教疑伪经，这是最早研究敦煌疑伪经的成果。惜因该书流传未广，影响不大。上世纪一、二十年代，日本佛教学者矢吹庆辉在调查英藏敦煌遗书的基础上研究敦煌本古佚和疑伪经，其研究成果集中在其名作《三阶教之研究》、《鸣沙余韵》和流传甚广的《大正藏》第85册《疑似部》，在国际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疑似部》搜录的伪经有56部，成为研究敦煌疑伪经最为显著的成果。1976年，日本佛教学者牧田谛亮出版了《疑经研究》，其中收录《大正藏》第85册所未收的伪经30部，是研究敦煌疑伪经的又一部力作。从1995年起，方广锠先生主持“藏外佛教文献研究”项目，研究敦煌古佚和疑伪经，成果发表在由其主编的《藏外佛教文献》（至今已出版9辑），其中第一、三、四、七、九辑中共辑录疑伪经16部，是研究敦煌疑伪经的最新成果。
　　 根据古今佛教学者对疑伪经研究的成果，判断疑伪经的标准当有如下几条：从来源考察，均为“依倚杂经而自制名题，进不闻远适外域，退不见承译西宾”[4][P39a]，即由中土人士假托佛之名义而伪造，或“抄造经典”，而非由印度西域传译而来；从内容来看，则“义理乖背”，“并号乖真，或首掠金言，此末申谣谶；或初论世术，而后托法词；或引阴阳吉凶，或明神鬼祸福”[4][P127c]，即与佛教真经义理相悖，羼杂进了许多中国本土的思想；从文风来看，则是“假托之文词意浅杂”、“文偈浅鄙”[4][P38c-39a]；从历代经录来看，则被载于疑伪经录。
　　 依据上述标准来考察《佛说相好经》即可发现，此经并不符合疑伪经的标准。首先，从其来源看，如前文所述，此经源于东晋佛陀跋陀所译《观佛三昧海经》；其次，从内容来看，此经系节选《观佛三昧海经》中《观相品》、《本行品》的文字而成，并未羼入中国本土思想，也无与佛教义理相悖之处；第三，从古代疑伪经录来看，并未著录此经。研究敦煌疑伪经的现代学者如中国的李证刚，日本的矢吹庆辉、牧田谛亮等都未将此经列入疑伪经。因此，笔者认为，无论从《佛说相好经》本身来考察，还是从古今疑伪经研究的传统来看，此经都不当归类为疑伪经。
　　 那么，《佛说相好经》究竟属于什么性质的佛经呢？其实，古代的佛教学者早就在经录中将其定位为与“疑惑经”、“伪妄经”并列的“别生经”或曰“别行经”了。《开元录》卷16“别录中支派别行经第三•大乘别生经”著录：“《观佛相好经一卷》，出《观佛三昧海经》新编上。”《贞元录》卷26“别录中支流别行录第三•大乘别生经”著录：“《观佛相好经一卷》，出《观佛三昧海经》。”由此可见，唐代经录将《佛说相好经》列为别生经。
　　 何谓别生经？在现存古代经录中，隋《法经录》最早在疑惑、伪妄类目之外明确另列“别生”类目，该书卷1、卷4在著录大乘、小乘别生经后均加说明：
　　 并是后人随自意好，于大本内抄出别行，或持偈句，便为卷部。缘此趣末岁广，妖滥日繁，今宜摄入，以敦根本。[4][P126b]
　　 由此可知，《法经录》将别生经定义为“于大本内抄出别行”之经。此后的《仁寿录》、《道安录》、《开元录》、《贞元录》等都沿袭了《法经录》这一分类和定义，遂使别生经成为古代经录类目之一。同时可知，法经对别生经是持否定态度，指责其“趋末”、“妖滥”，认为应该将其归入大部经中，以保持佛经的本来面目。
　　 为什么会产生别生经呢？《道宣录》卷10《历代诸经支流陈化录第七》说明别生经的流弊和产生根源：
　　 今则单品别卷曲写时心，未曰绍隆，抑惟离本。故淳味流变，明于涅槃极诫；抄略非具，固涉邪求之缘。然本其启化之辰，非无其理。以经教初传，译人创列，梵本雕落，全部者希，《华严》《涅槃》尚三分获一，况余群部，宁不品卷支离。故安法师云：得略翻略，得广翻广。斯言是也。[4][P333b]
　　 道宣批评别生经“单品别卷曲写时心”，导致与佛经“离本”、“淳味流变”，涉于“邪求之缘”；同时指出佛教初传时大部佛经往往难得全本流传，只能“得略翻略，得广翻广”，因此产生别生经。这是从佛经最初传译的角度说明了别生经产生的原因。
　　 《开元录》卷16《别录中支派别行经第三》说明别生经产生的根源及流弊：
　　 支派经者，谓大部之中抄出别行，《大般若》第二会之类是也。夫法门浩广，罕究津涯；典籍纷纶，靡穷边际。故有随宜化诱，应物施缘，多于大部之中随时略用。披寻者莫知所出，翫习者将义不终。今统集多端，会归当部，仍删夷旧录，增减有无，具载名题，备详差互，庶使将来学者览派知源。或恐未周，用希来哲。[4][P651a]
　　 智昇指出由于佛教法门浩瀚，罕见际涯，佛教典籍浩繁难以穷究，所以有时为了向世人随机应变地宣教化俗，就常常从大部头的佛经中抄出部分内容以便使用，譬如从文义浩瀚包蕴了大乘佛教基本思想、长达600卷16会的《大般若波罗蜜多经》中抄出78卷85品的第二会即属此类。这与《法经录》认为别生经是“后人随自意好，于大本内抄出别行”的观点是一致的，都是从佛经后来流传使用的角度解释了别生经产生的原因。同时指出别生经导致学佛者不知佛经根源，不能完整了解义理，因此认为应该将其归入本部佛经之中，这与法经的观点也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