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时代佛教各宗特别是净土教为什么特别重视观佛相好呢？这与当时人们特别崇奉《观经》即《观无量寿佛经》有密切关系。《观经》旨在宣扬往生西方净土的修行方法“十六观”，其中第八观“像观”要求“汝等心想佛时，是心即是三十二相八十随形好”，以便“除无量亿劫生死之罪，于现身中得念佛三昧”；第九观“真身观”要求“观无量寿佛身相光明”，以便“得见无量诸佛故，诸佛现前受记”，都强调要观阿弥陀佛相好，以便消罪获益，往生西方。由于隋唐时西方净土信仰得到广泛普及，《观经》作为宣扬净土修行方法的主要经典，得到佛教各宗的重视。隋天台大师智者、三论宗大师吉藏、隋慧远均对《观经》撰有疏释，予以弘扬。净土宗创始人善导对《观经》更是崇奉有加，撰《观经四帖疏》，大弘其旨，由此确立了净土宗的基本教义。善导不仅继承了隋至唐初佛教各宗大德崇奉《观经》重视观相念佛的传统，而且还进一步将《观佛三昧海经》中所述观佛相好的具体内容引入念佛法门，从而使观佛相好成为净土教的行仪之一。
　　 《观佛三昧海经》10卷系东晋佛陀跋陀译，此经旨在宣扬观佛之相好及其功德，并宣称观佛相好将获得种种无量功德利益，诸如“除却六十亿劫生死之罪，亦名见佛，于未来世心想利，故值遇贤劫千佛世尊，为其和上，于佛法中次第出家”，“观佛三昧如服良药利益四大，服此药者不老不死”，“常生净国不处胞胎，临命终时，诸佛世尊必来迎接”。[19]此经所宣扬的观佛相好以消罪获益、长生不死、往生佛国的教义与《观经》完全相通，都迎合了净土教信徒渴望通过观佛相好以消罪获益、往生净土的心理需求。因此，善导将其引入净土教行仪。另外，此经不同于其他记载佛之相好的佛经均“逆观”佛之相好，即先由佛足下最后至佛头顶，而是“顺观”佛之相好，即先由佛头顶最后至佛足下，更加符合中国人观察事物一般由大至小、由远至近、由上至下的文化心理习惯。这可能也是善导之所以在众多记载佛之相好的佛经中选择《观佛三昧海经》作为经典依据的缘由之一。
　　 可以说，在净土教的宗师中还没有任何一个人象善导这样不仅在理论上重视观佛相好，而且还在实践中把观佛相好纳入到净土教行仪中。由于善导在净土教的历史上具有突出的地位和广泛的影响，从而使观佛相好成为净土教修行活动的重要内容。因此，我们有理由推断，正是在善导的启发和影响下，唐代净土教信徒将《观佛三昧海经观相品第三》之一至之四节中有关佛的种种相好的内容，以及《本行品第八》中有关观佛相好可获种种利益的内容节选编为单行的别生经《佛说相好经》。
　　 那么，《佛说相好经》究竟成立于何时呢？在善导编集的《观念法门》“依观经明观佛三昧法一”中，已经明确地纳入了观佛“三十二相”的内容，但只是注明“出《观经》、《观佛三昧海经》”，尚未称其为《佛说相好经》。故可推断，《佛说相好经》当成立于善导之后。善导主要活动于初唐太宗、高宗之世，去世于高宗永隆二年(681)。智异撰成于开元十八年的《开元录》已经明确著录“《观佛相好经一卷》”。据此推断，《佛说相好经》当成立于高宗永隆二年至玄宗开元十八年(681-730)之间。

　　 　　　　四、敦煌写本《佛说相好经》的用途及意义

　　 在《佛说相好经》的10个敦煌写本中有7个写本都不是纯粹的经文写本，而是在经文中述说佛之每一种相好的内容之后都用小字夹抄有念佛行仪的说明性文字。S.2164、P.2130、P3593、北8239等4个写本在每一种相好内容后均注明“三念佛”；P.2300在第一种相好内容后注明“三念佛”，此后均简化为“三念”。“三念佛”到底念什么佛呢？S.2686在第一种相好后明确注明“三念阿弥陀佛”，此后则简化为“三念佛”；俄中ф363则在每一种相好后均注明“三称南无阿弥陀佛”。由此可知，敦煌本《佛说相好经》是净土教信徒在观阿弥陀佛相好行仪中使用的经本，在这种行仪中同时还结合了称念阿弥陀佛名号的行仪。
　　 那么，观佛相好行仪的具体情形是怎样的呢？如上所述，善导第一次将观佛相好纳入净土教的行仪体系中。他在《观念阿弥陀佛相海三昧功德法门》卷一对此有明确说明：
　　 佛劝一切众生发菩提心，愿生西方阿弥陀佛国。又劝造阿弥陀像，称扬礼拜香华供养，日夜观想不绝；又劝专念弥陀佛名，一万二万三万五万，乃至十万者；或劝诵《弥陀经》，十五二十三十五十，乃至一百满十万遍者。[5][P24c]
　　 善导将造阿弥陀佛像、观佛相好、念阿弥陀佛名号、诵《阿弥陀经》均列入净土教修行行事中。对念阿弥陀佛名号、诵《阿弥陀经》的行仪人们已经耳熟能详。对于观佛相好的行仪则比较陌生。其实，善导在《观念阿弥陀佛相海三昧功德法门》中对此也有明确规定：
　　 观阿弥陀佛真金色身，圆光彻照，端正无比。行者等一切时处昼夜，常作此想，行住坐卧，亦作此想。每常住意向西，及彼圣众一切杂宝庄严等相，如对目前。
　　 又行者若欲坐，先须结跏趺坐，左足安右髀上与外齐，右足安左髀上与外齐；右手安左手掌中，二大指面相合。次端身正坐，合口闭眼，似开不开，似合不合，即以心眼先从佛顶上蠃髻观之，头皮作金色……[5][P22c]
　　 然后要求依次从佛的头顶至足下观佛之种种相好，上文已经详引，此处不赘。由此可知，观佛相好的行仪是要求在“一切时处昼夜”、“行住坐卧”一切场合，即日常生活中一切时间地点均可实施。
　　 敦煌本《佛说相好经》当是受善导影响的净土教信徒为便于实施观佛相好的行仪而抄写的经本。这些写本的抄写时间最早始于天宝、至德年代，最晚的到后唐至宋初，表明盛唐至宋初敦煌地区曾流行着观佛相好的行仪。《佛说相好经》本系产生于内地，观佛相好的行仪也本创始于内地，既然他们在盛唐至宋初时代长期流传于僻处西陲的敦煌地区，则他们在内地的流行情况也不难据此推知。至于此后，在敦煌和内地是否还流行着《佛说相好经》和观佛相好的行仪？由于资料的缺乏，我们已经难以得出明确的结论。但下述的一条资料有助于我们作出一些推测。
　　 元末明初净土教僧人妙协仿照唐代净土教僧人飞锡《念佛三昧宝王论》而编《宝王三昧念佛直指》，论述净土念佛法门。但与飞锡偏重称名念佛不同，妙协在注重称名念佛的同时，还重视观佛相好。书中论述净土修行“正行”云：“端坐面西，观佛相好，诵经念佛，出入经行，昼夜六时，克期练行。如或障深未感，至死为期。”[5][P369b]仍将观佛相好作为净土修行的重要内容，这当是受唐代净土教观佛相好行仪影响的结果，可见观佛相好行仪影响之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