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照上述二种情况，《佛说相好经》显然属于第二种情况，即根据使用的需要，从多达10卷的《佛说观佛三昧海经》中抄略节选出有关观佛相好的内容而成为一部别生经。
　　 在古代佛教史上，佛经在长期翻译、流传、使用的过程中出现了种种复杂的情况，对于这些种种不同的情况，历代佛教学者审慎辨析，分别对待，反映在经录中就有了不同类目的著录。比如从佛经翻译、保存的角度来看就有“单译”、“重译”、“有译有本”、“有译阙本”等等类目；从佛经来历、流传、使用的角度来看就有“疑惑经”、“伪妄经”、“别生经”等类目。古代正统佛教学者从尊崇佛经原典的立场出发，对于疑惑经、伪妄经、别生经均持否定批评态度。现代学者则普遍认为疑惑经、伪妄经反映了佛教与中国儒、道及民间文化相互冲突，又不断调和，并相互渗透的状况，对于研究佛教中国化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因而对疑伪经比较关注。但对别生经则比较忽略，很少予以研究，甚至有将其与疑伪经混淆的现象，如上文所述将本属别生经的《佛说相好经》定性为伪经即为一例。
　　 其实，从佛教史研究的角度来看，与疑伪经一样，别生经也反映了佛教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可以说，疑伪经是依据中国文化对佛经进行改造或创造的产物，别生经则是从中国文化的立场出发而对佛经进行取舍或选择的结果。如果予以具体的历史考察即可发现，别生经在东晋南北朝时既已出现，但其大量产生是在隋唐时代。
　　 根据以《法经录》为代表的古代经录对别生经的界定可以判断，其实早在东晋南北朝就有别生经的存在。梁《祐录》卷5“新集抄经录”著录抄经46部352卷，其序云：
　　 抄经者，盖撮举义要也。昔安世高抄出《修行》为《大地道经》，良以广译为难，故省文略说。及支谦出经亦有孛抄。此并约写胡本，非割断成经也。[4][P37c]
　　 可知僧祐所谓“抄经”是指从大部佛经中节略翻译、抄出之经，也即后来经录中的别生经。如其中载“《般若经问论集二十卷》，即《大智论抄》，或云《要论》，或云《略论》，或云《释论》”，并说明是“庐山沙门释慧远以论文繁积，学者难究，故略要抄出”。可知《般若经问论集二十卷》系东晋慧远从100卷的《大智度论》节要抄出的别生经。该书卷4“新集续撰失译杂经录”所载之经中也有一些注明是抄经，也当属别生经。如载“《光世音经一卷》，出《正法华经》，或云《光世音普门品》”，“《观世音经一卷》，出《新法华》，”此二经也显属别生经。大概至齐梁时别生经的数量不多，尚未引起学者注意，故《祐录》尚未明确识别别生经的类目，以致将许多同属别生一类的佛经与他类混杂著录于不同之处，不免显得统绪不明、体例混乱。
　　 至隋代别生经开始大量涌现，引起学者充分注意。隋《法经录》在经录分类体系中最早明确别生经类目，其卷1“大乘修多罗藏录”著录别生经221部263卷，卷4“小乘修多罗藏录”著录别生经311部346卷，可见别生经比以往有了大幅度增加。初唐《道宣录》著录“大乘别生经”221部263卷、“小乘别生经”341部346卷，在隋代基础上续有增加。盛唐《开元录》著录别生经682部812卷，又有了较大的增幅。总括以观，从东晋至隋唐，别生经呈现出逐渐增加的趋势，隋唐时代更是大量涌现，这与当时佛教日益繁荣和中国化的进程是一致的。
　　 隋唐时代，中国佛教的繁荣就其大的趋势来说，主要是在两个层面、两个方向上展开的。一方面是以社会地位、文化水平较高的高僧大德为代表的经典佛教的发达，其特征是力求完整地了解佛经，准确地把握佛教的思想体系，并结合中国文化予以创造性的发挥，表现为求经、译经、注经、解经活动的繁荣，其代表就是天台、华严、法相等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另一方面是以社会地位、文化水平较低的广大中下层民众为主体的世俗佛教的繁荣，其特征是并不注重完整准确地理解佛经及其思想体系，而是注重践行各色各样名目繁多的具有现实功利性的佛教修行和功德活动，对待佛经则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总是从现实的信仰需求出发，或者改造甚或创造佛经，从而造成伪经的盛行；或者从大部头佛经中有选择地节录、抄略部分内容为我所用，从而造成别生经的流行。关于伪经，以往学者已经揭示过很多例证，不必赘言。关于别生经，最典型的例子便是《法华经》之别生经——《观世音经》的盛行。
　　 《法华经》是大乘佛教的一部重要经典，在历史上有三个译本。最早的是西晋竺法护所译《正法华经》十卷廿七品，其次是姚秦鸠摩罗什所译《妙法莲华经》七卷廿八品，再次是隋阇那崛多与达摩笈多合译《添品妙法莲华经》七卷廿七品。此三译本中以什译本最佳，道宣评论：“三经重沓，文旨互陈，时所宗尚，皆弘秦本”。[11][P1b]故《妙法莲华经》流传最广。《法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载：“若有无量百千万众生受诸苦恼，闻是观世音菩萨，一心称名，观世音菩萨实时观其音声，皆得解脱。”[11][P56c]宣扬观音具有超越时空的救苦救难的非凡神通，只要一心念诵观音菩萨名号，即可得到观音护佑而解脱困苦。观音非凡的神通和观音崇拜简便的修行方式吸引了古代被生活中重重苦难困扰而又渴望摆脱苦难的广大中下层民众，导致了观音信仰的流行。据上引梁《祐录》有关《光世音经》、《观世音经》的记载可知，由于观音信仰的流行，至迟在南朝梁时人们已经把《正法华经》、《妙法莲华经》的观世音普门品分别单行成为别生经《光世音经》、《观世音经》。到了隋唐五代，《妙法莲华经》得到广泛流传，其别生经《观世音经》也得到了广泛流传。笔者根据施萍婷、邰惠莉编《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电子数据库检索统计，在巴黎、伦敦、北京所藏敦煌写本中，《正法华经》仅有6件，《添品妙法莲华经》有1件，而《妙法莲华经》多达2887件。与此相应，题名《观音经》、《观世音经》的写本有126件，毫无疑问均为《妙法莲华经》的别生经。此外还有单独抄写的《妙法莲华经》第廿五品《观世音菩萨普门品》154件，也当属别生经。其证据就是有些写本首题“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而尾题却为“观音经”、“观世音经”，如P.2010、P.3824、S.3800、S.4389、S.5554、北5976（师032）、北6028（暑050）、北6209（洪008）等8个写本均如此。由此可见，作为《妙法莲华经》之别生经的《观世音经》在隋唐五代敦煌地区得到了相当广泛的流传。据施萍婷调查统计，在敦煌莫高窟壁画中，《法华经变》有34铺，《观音经变》有24铺[12]，证明《观世音经》的流行也影响到了敦煌艺术创作，可见其影响之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