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时大唐同光三年岁次乙酉三月丁巳朔廿五日辛巳题记之耳。[8]

因此由画面内容并发愿文可知，该画成作于后唐同光三年的925年，是由当时敦煌著名天文历学家翟奉达出资绘画，即为敦煌“新样文殊”命名缘由及其画面特征的基本资料。

二　“新样文殊”的基本绘画特征及其历史考察

从画面内容与发愿文中可知，该“新样文殊”画像的基本内容特征是：文殊骑狮，身放千光，于阗国王驭狮，善财童子参拜。下侧二供养小菩萨像不应作为“新样文殊”画面内容与特征。其中的文殊与于阗国王均有题名，善财童子不具题名，但是身份确切无疑。这样似乎表明作为在以愿文中称作“新样文殊”者是为文殊三尊，如同此画面者。相同的内容在藏经洞现藏于英、法、俄、北图等地敦煌版画中多有见到，画面内容与第220窟新样文殊基本完全相一致，只是由于版画版面小而省去了文殊顶上之华盖，不作为区别。版画中的文殊菩萨像也是骑狮正面像，背光项光头光，光芒四射，花冠，身着天衣，左手胸前，右手执如意，坐狮身上莲花高座；狮子四蹄踩四莲花，回道前行状，流云之上；于阗国王位于右侧，双手执缰，身着四  衫，头戴风帽，高筒毡靴，站立流云上；善财童子，垂髻，上身半裸，绕带，下身着裙，有腰围，屈身合十礼拜文殊，同样站流云上。画面右侧题：“大圣文殊师利菩萨”，右侧题：“普劝志心供养受持”。

画面下为愿文：

此五台山中文殊师利大圣真仪，变现多般，威灵叵测，久成正觉，不舍大悲，隐法界身，示天人相，与万菩萨住清凉山，摄化有缘，利益弘广。思惟忆念，增长吉祥，礼敬称扬，能满诸愿。普劝四众，供养归依，当来同证，菩提妙果。《文殊师利童真菩萨五字心真言》：“阿^上罗跛左曩”。《文殊师利大威德法宝藏心陀罗尼》：“奄^引阿味罗牟^引佉左洛”。对此像前，随分供养，冥心一境，专注课持，回施有情，同归常乐。

由此，该类文殊菩萨版画，在画面内容与人物组成并细节上均与第220窟新样文殊完全一样，别无二致，因此命名藏经洞大量该类版画为“新样文殊版画”是完全可以的。同时对于该类版画的时代问题，由于有大量的同类版画有明确的曹元忠发愿题记，因此该类也当不例外。因此似乎表明较早的同光年间的第220窟“新样文殊”对较晚二三十年的“新样文殊版画”的影响作用显而易见，后者完全是照搬了前者，并作为画稿雕版而成。而且此类“新样文殊”版画在藏经洞发现至少有50幅，单就P.4514中就有32幅之多，足以说明此类造像在曹氏归义军时期之流行，表明了“新样文殊”信仰在当时之兴盛。

“新样文殊”之“新样”，敦煌文物研究所在原报告中所指出其画稿来源于于阗，且有三个基本的特征：一是文殊为单独出现，而一般传统所见文殊与普贤必定一同存在；第二方面，文殊造像中常见的控狮者为昆仑奴，而“新样”中则改为于阗国王；第三，文殊像为正面像，而一般常见则为侧身像。这正是我们在以上几类新样文殊中所见的特征，证明当初的论断是有一定道理的。只是部分因素或有所歧义，或有不合此定义者，同时要考虑更为复杂的因素与更多造像存在的情况。荣新江先生对此只是不同意新样文殊的粉本来自于于阗，而是由中原五台山传入。孙修身先生对此定义“新样文殊”除肯定于阗国王出现外有全面之驳论，认为新样文殊最早出现于盛唐，主要表现的是中国民间传说文殊化贫女故事，仍基本与普贤一同出现 [10]^{[ p73-91]} 。孙修身结合四种大量文殊造像得出的结论自有其道理所在，如是否单出问题，笔者也认为的确仍以对称为主；另像之正侧面与否，也不是“新样”特征。因为敦煌洞窟壁画中的文殊像中正面像者早在盛唐第148窟、中唐第111窟、榆林窟五代第6窟，并一些回鹘重修洞窟中多有见到，主要是由于位于小窟的龛二侧或门二侧，位置空间太小，因此无法大规模表现，只有简单绘画，甚至有的把狮子也画成正面，纯属空间的限限制与灵活处理。其实作为新样文殊特征，主要是于阗国王、善财童子，以至佛陀波利、圣老人的出现，亦即文殊三尊、五尊像。

文殊造像中出现于阗国王并善财童子，文献依据是北宋清凉山大华严寺坛长妙济大师延一重编《广清凉传》 “菩萨化身为贫女”条：

大孚灵鹫寺者，九区归响，万圣修崇，东汉肇基，后魏开拓。不知自何代之时，每岁首之月，大备斋会，遐尔无间，圣凡混同。七传者，有贫女遇斋赴集，自南而来，凌晨届寺，携抱二子，一犬随之，身余无赀，剪发以施。未遑众食，告主僧曰：“令欲先食，遽就他行。”僧亦许可，令僮与馔，三倍贻之，意令贫女二子俱足。女曰：“犬亦当与。”僧勉强复与。女曰：“我腹有子，更须分食。”僧乃愤然语曰：“汝求僧食无厌，若是在腹未生，曷为须食。”叱之令去。贫女被呵，即时离地，悠然化身，即文殊像，犬为狮子，儿即善财及于阗王。五色云气，霭然遍空。因留苦偈曰：“苦瓜连根苦，甜瓜彻蒂甜，是吾起（超）三界，却彼（被）可（阿）师嫌。”菩萨说偈已，遂隐不见。在会缁素，无不惊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