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之前已有学者认为莫高窟第61窟就是敦煌的五台山[14]，如同新罗、日本、辽朝先后所建五台山一样。也有学者指出在莫高窟61窟形成了五台山文殊道场[6]，加上大量归义军时期在敦煌留下的有关敦煌和其它各地僧人参礼五台山的行记文献，结合学者们的研究，表明莫高窟第61窟是在当时文殊信仰兴盛的历史背景下，曹氏归义军政权为了信众的需要，而就近在莫高窟营建的一处五台山文殊道场，可以认为是敦煌的五台山。在成作于951年的敦煌卷子《腊八燃灯分配窟龛名数》中，就有当时人对该洞窟的俗称，即“文殊堂”，进一步表明这一事实的可能性。第61窟是曹元忠功德窟，其建成时间约在947-951年间[15]。中心佛坛上的造像现全不存，但是我们从留在背屏上的狮子尾巴及坛上的四处立狮子蹄痕，表明主尊为骑狮之文殊像，作为名“文殊堂”者，主尊必当为文殊菩萨像。但我们认为这一主尊极有可能为“新样文殊”，或三尊或五尊。第61窟是一大型洞窟，中心佛坛面积空间也很大，其上按惯例与坛形结构并功能各方面考察，必将是以骑狮文殊为主尊的群像组合。而我们知道，新样文殊版画是为三尊，雕刻印行的时代基本上是在曹元忠时期，因为与大量有曹元忠发愿印行的毗沙门天王像、观世音菩萨像、普贤菩萨像等风格手法完全一致，极有可能这些新样文殊版画也是曹元忠发愿之作品，也就表明曹元忠时代文殊信仰的兴盛。那么作为同样为曹元忠时代并为曹元忠功德窟的“文殊堂”，其时曹元忠时代曹氏归义军与于阗的关系正处在顶峰，洞窟供养人画像中也有于阗“天公主”像，主尊骑狮文殊像，必有牵狮者，通过前面的讨论此像应为于阗国王无疑。这一人物像痕仍在坛上可以看到，位于狮子小台上之北侧。上世纪四十年代石璋如先生考察莫高窟时，却没有记载到这一坛上遗存现象[16]，很可能是疏忽或没有引起重视的原因。六十年代宿白先生考察时，我们明确地看到了狮子小台上之四蹄痕，并北侧牵狮者立痕，二侧分别有三身像，外侧又分别有三身像，无法明了各人物身份 [17^{][ p293-297]} 。经过笔者的实地考察，发现现今第61窟内坛上（图七），狮子立小石台与四蹄遗迹仍在，小台北侧牵狮人像立二脚木柱仍在，外侧一圈两侧各四身大像痕迹仍在，均不是一般小像，是敦煌洞窟中心佛坛上彩塑常见布局结构与方式；但在狮子小台的二侧与前方，有几处大面积的似有造像痕迹，不是十分清楚，肯定有像是没有问题的，这样极有可能就是诸如善财童子像，也有可能还会有佛陀波利与文殊老人像，就如同我们在五台山佛光寺见到的金代造像组合一样。但是我们推测认为在这些群像中至少有文殊三尊之于阗国王与善财童子，是与曹元忠时新样文殊版画相一致。因为是敦煌的“五台山文殊道场”，“文殊堂”坛上造像必定有大量侍众出现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当然如果坛上有文殊五尊像，那么就与该画稿P.4049有极为密切之联系，二者极有可能就是相互影响关系的同时代作品。不过需要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在背屏上狮子两侧画有大量的菩萨像与天王等人物，是为文殊法会中出现的天众。这种布局表示的是大型绘塑结合的文殊变。如果坛上有于阗国王与善财童子等像，加上西壁的五台山图，那就是与我们在榆林窟第19、32二窟及绢画EO.3588见到的文殊变一样，即有传统文殊变的一面，也有“新样文殊”的特性，又有五台山图的内容，可见第61窟作为敦煌的文殊道场，其内容是相当的丰富。而且坛上建筑的存在与复原[18]^{[ p108-115]}，加上窟前殿堂建筑遗址的存在[19]，再一次表明这一性质的实质内容。

五　P.4049“新样文殊”画稿的图像来源及其所反映的一些历史问题

荣新江先生的研究一再否定了原敦煌文物研究所认为220窟新样文殊画稿可能来源与于阗的说法，主张敦煌的新样文殊画稿来源应是五台山，是与晚唐五代宋初中原文殊信仰相关，并通过对相关的文献检索，表明这一时期中原内地与河西敦煌以至于阗频繁的文化交往，所促使这一信仰与图像的西传。孙修身先生虽然没有对这一问题专门讨论，但是文章中告诉我们他也认为敦煌新样文殊像粉本来源的中国本土特征，笔者持相同意见。只是要讨论的是为什么曹氏归义军时期多种新样文殊造像在敦煌出现？

学者们大多认为，这一时期中原内地及全国各地文殊信仰盛行是一个基本因素。新样文殊信仰在归义军敦煌地区的兴盛，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我们认为就是曹氏归义军与于阗的特殊关系所致：

公元十世纪于阗和沙州曹氏归义军的紧密关系，荣新江先生先后作过大量的研究，特别是通过荣先生对有关记录于阗人在沙州的活动年表，可以看到在十世纪一整个世纪期间，有着相当频繁的“于阗使”“于阗僧”等往来于于阗和沙州之间，[20]^{[ p111-119]}曹氏也有使节不断往来其间。于阗与沙州曹氏的密切关系，也可以从敦煌石窟艺术中为数不少的于阗人供养人画像，如莫高窟98、454、4窟、榆林窟31窟于阗国王像，及莫高窟61窟、榆林窟35窟于阗“天公主”像，莫高窟244窟于阗太子供养像等。以及藏经洞出土包括汉文、于阗文、藏文等文字所反映有关于阗或于阗与沙州关系的文书、佛教文献等得到证明。而曹氏与于阗的互为联姻、于阗太子久居敦煌更是两家关系非同一般的不可辩驳的事实[21^{][ p45-51]}。于阗国王“天子窟”的存在又更是这种特殊关系的集中体现和必然结果。[22^{][ p60-68]}敦煌石窟艺术中所反映有关于阗历史或敦煌和于阗之间的密切关系的资料为数不少，孙修身先生早年就敦煌石窟艺术中存在的于阗瑞像、于阗国王、太子等供养人画像并题记资料等方面探讨了敦煌和于阗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