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孙修身先生的研究可知，P.4049画稿中文殊五尊像的出现，孙先生明确告诉我们时代较晚：“到了金代，情况发生变化，在新样文殊的基础上，加入了文殊化老人故事，使文殊的眷属，由原来的善财童子、于阗国王二人，又加入佛陀波利和圣老人，成为四人，即由原来的新样文殊三身像，变成为文殊五尊像，并形成以后的定式。”[12^{][ p47]}孙先生所言金代文殊造像发生的这一变化，是以见到实物的五台山南台佛光寺文殊菩萨五尊像为证据，此铺造像原塑于金天会十五年（1137）。其实这一情况的发生似乎是要早于孙先生所言之金代，P.4049画稿就是明证。因为在1137年时，敦煌藏经洞应该早已封闭。画稿中明确的文殊五尊像，并不是象之前学者们所言的那样，是可以作为第220窟新样文殊画稿，即使作为第220窟画稿，我们也并不能因此而轻易否定画稿中的各人物。因为作为画稿只有减少人物而不可能增加人物。更何况文殊五尊像无论在中国的寺院实物中，还是受中国影响或者说从中国带去粉本的日本均可以见到，那么就不可以轻易否定画稿的客观存在。更何况该画稿的画法十分认真细致，丝毫看不出草率之意，即使草率之作，也不会把有根有据的有名有姓、与五台山文殊信仰关系密切的佛陀波利和文殊老人作为草率之笔。

四　敦煌“新样文殊”变相再考察

文殊变中出现于阗国王、善财童子、佛陀波利、文殊老人的表现方式，在敦煌此画稿并不是唯一一幅，榆林窟五代第19窟西壁南侧文殊变，基本特征是敦煌石窟中传统形式，只是我们在众随从中看到，驭狮为于阗国王，并有善财童子，骑狮文殊为一男像，花冠极似画稿中者，身着袈裟，手持如意；于阗国王特征并服饰等均与前几者有所不同，善财童子较为接近；另一不同之处是画面上方空间背景画五台山景色，在画面右上角可以发现一白衣老者和一僧人，应为佛陀波利与文殊老人。与此相似者是莫高窟第25窟西龛北侧五代宋画文殊变，有于阗国王，众眷属，五台山图，只是没有发现善财童子像。

其二，榆林窟五代第32窟东壁门南文殊变又有更大变化，虽与普贤变对称出现，基本上是与传统文殊变相去甚远。画面中间骑狮正面像文殊，头戴化佛冠，天衣璎珞，身放千光；于阗国王头戴冠，身着袍衫，不见善财童子；均立于云上。于阗国王下侧画一老人与一僧人，当为佛陀波利与文殊老人；中心两侧各画二身供养菩萨像与供养僧人，站立云上；上二侧左侧画云上禅修僧人多身，右侧画云上菩萨天人等人众。在画面的四周空间地方，分别画有五台山图部分与部分佛教史迹画等，题材独特。

诸如此类文殊之三尊五尊像式新样文殊变，一直发展到西夏元时，如榆林窟第3窟和莫高窟149窟者。

以上几幅独特的文殊变，孙修身先生以榆林窟32窟者仍为“新样文殊” [5]，笔者认为欠妥，更多的是五台山图的表现，五台山作为文殊道场，画在画面中间是完全可以的，正如莫高窟第61窟五台山图一样。作为文殊变，如果称其“新样”也未尝不可，只是该“新样”非彼“新样”。同样我们认为榆林窟第19窟也是相同情况。又孙修身先生把莫高窟第61窟五台山图中出现的佛陀波利与文殊老人，理解为“新样文殊”，就更显得有些勉强了，因为在该大型地形地理图中，作为对五台山地理的绘画，五台山又作为文殊菩萨的道场，因此画入早已在相关经典中已有的于文殊信仰密切相关的故事，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要归入与第220窟所画新样文殊就有所不通，因为无论从那一个方面二者都无法比较，相去甚远，一是地图中的故事，一是经变画，互不统一。

与以上几幅造像颇有相似，但又不是完全一样的是出自藏经洞现藏于法国的一份“五台山图文殊化现图”，编号EO.3588，绢本著色[13]。整个画面主体反映的是五台山地理地形全图，及各种文殊化现的故事并祥瑞图。在地形图中为一从山顶通身光中化现文殊图，文殊菩萨骑狮，头戴同P.4049画稿中花冠，右手持如意，左手作印，身着紧身有护肩护胸护腹之战袍，游戏座。近似长方形背光项光。牵狮于阗国王身著红色紧身袍衣，头戴帽，为一老者形象，位于狮子左侧。善财童子双髻半臂小裙裤并一圈围腰，帔帛，双手合十礼拜状，赤脚，位于文殊前方。文殊像下方山中画佛陀波利与圣老人，佛陀波利著白色长袖短袍衣，绑腿，麻鞋，僧人形，作问询状；圣老人黑风帽，白色长袍衣，右手竖二指作讲话状。该图主要表现的是五台山，“新样文殊”的性格已经完全具备。但是与前述其它各新样文殊均有不同，区别较大。该图中的五尊像只是作为五台山文殊信仰的一部分而来表现五台山图，当然突出要表现的是文殊菩萨像。

另外经过我们的比较，发现画稿P.4049中的佛陀波利与文殊老人画像，特别是服饰特征，更多地与莫高窟第61窟五台山图画面中出现的二相同人物相似。第61窟佛陀波利着黑色紧身短袍衫，齐膝，绑腿，麻鞋，右肩挂一斗笠，腰间系一瓶子，长眉，双手合十屈身向老人；圣老人戴白色风帽，白色缺胯衫，裤腿，麻鞋，长须，右手二指竖，屈身作讲话状。与画稿中人物极为相似，只是二人少了手中的杖。上面介绍文殊像与榆林窟第19窟者相似，是不是表明该画稿的成作时代也基本上是在五代归义军中期。但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无论是在洞窟壁画或绢画麻布画等各类敦煌绘画中，均没有见到与此画稿所画文殊五尊像在敦煌的表现，但是画稿在藏经洞的发现，还是表明此图像与信仰在敦煌的存在，是与其它各类文殊图像并信仰一并在敦煌曹氏归义军时期一度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