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 p52-59]} 。而敦煌石窟艺术中的大量于阗瑞像孙先生有专文介绍[7]。另外张广达、荣新江二先生对这一问题也有论述 [24]^{[ p69-147]} 。又荣新江先生在2000年敦煌纪念藏经洞发现一百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上的精彩讲演，谈到于阗人对敦煌石窟艺术诸如瑞像图、于阗王像及于阗人在莫高窟造窟等方面所作出的贡献和产生的深远影响，指出“敦煌石窟主要是指甘肃西部敦煌的莫高窟和安西的榆林窟，在这两所石窟中，保存了不少有关于阗的绘画资料，有于阗的‘瑞像图’，有于阗的供养人像，还有一些尚未辨别出来的于阗人绘制的洞窟”[25]^{[ p67-82]}。最为直接的证据就是荣新江先生多次提到的俄藏敦煌文书дx.1400＋дx.2148＋дx.6069《于阗天寿二年（964）九月弱婢佑定等牒》[8]：

更有小事，今具披词，到望宰相希听允：缘宕泉造窟一所，未得周毕，切望公主、宰相发遣绢拾匹、伍匹，与磑户作罗底买来，沿窟缠裹工匠，其画彩色、钢铁及三界寺绣像线色，剩寄东来，以作周旋也。娘子年高，气冷爱发，来使来之时，寄好热细药三二升。又绀城细幉囗三、五十匹东来，亦乃沿窟使用。又赤铜，发遣二、三十斤。

文书反映的是留在敦煌的于阗人侍婢佑定为了在莫高窟建窟而写信给于阗的天公主与宰相，索求建窟所用物品。进一步确证了于阗人在敦煌建窟的历史事实。

正因为曹氏归义军时期，敦煌沙州与于阗有如此密切关系，这样有于阗国王像的新样文殊像就在敦煌佛教石窟壁画中被大量的绘画，而且我们看到了各种新样文殊的存在，虽然变化较大，但是于阗国王是必须存在的。这一现象也让我们明白了为什么与第220窟新样文殊同时期被翟奉达重修的第220窟表层壁画中，南壁整壁一铺的佛教史迹画与瑞像图合集，在莫高窟仅此一铺 [26]，虽然今天在洞窟中见不到，约在上世纪四十年代被人剥掉不存，但我们从伯希和的照片中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这一特殊的题材。这些题材大量是于阗瑞像或与于阗有关的佛教史迹画，现在我们才明白这些连同新样文殊与于阗密切相关的题材，在220窟被第一次在莫高窟绘画，是有着极其深刻的历史与政治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曹氏有意的安排和一种特殊的“外交手段”，与早在此前的于阗国王像的绘制用意是相同的。正如宁强先生研究表明的那样：莫高窟220窟五代翟奉达所重修彩绘上层南壁的“瑞像与史迹画”[9]所表达的大量于阗瑞像和于阗建国史迹传说故事画的集中绘制，并有“新样文殊”中于阗国王像的出现等等，所表达的是一种“外交图像”意义一样，集中反映着佛教艺术为政治服务的功用。[27]同时这样也使得当时以二地共同所信仰的佛教石窟为中介纽带，在归义军所辖地瓜沙二州的最大也是曹氏全力经营的石窟群均有与于阗人关系密切的内容，作为特殊的外交手段而发挥着其特有的历史作用。由此“新样文殊”的绘画为于阗和曹氏归义军关系史上书写了极为重要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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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荣新江先生的研究主要有：《从敦煌的五台山绘画和文献看五代宋初中原与河西于阗间的文化交往》，《文博》1987年第4期，第68～75页；《敦煌文献和绘画反映的五代宋初中原与西北地区的文化交往》，《北京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第55～62页；《归义军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247～165页。

[2] 《大正新修大藏经》第19册。

[3]  详细参考陈士强《佛典精解》，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257页。

[4] 潘亮文《初期至唐代的敦煌文殊菩萨造像初探——以文殊变的内容为中心》未刊稿，“2002年海峡两岸研究生敦煌石窟考察营活动”参考资料，活动期间潘亮文先生有口头发表。

[5] 后来孙修身先生在《敦煌石窟全集·佛教东传故事画卷》中更名“圣迹式五台山图”，较妥。

[6] 赖鹏举《由敦煌莫高窟61窟看五台山文殊道场的形成》未刊稿，“2002年海峡两岸研究生敦煌石窟考察营活动”资料。

[7] 孙修身《敦煌石窟全集·佛教东传故事画卷》，商务印书馆，2000年。有关敦煌石窟艺术中于阗瑞像的研究，也散见在孙修身先生佛教史迹画、瑞像的论文当中。

[8] 对于该文书的录文主要参阅荣新江《再论敦煌藏经洞的宝藏——三界寺与藏经洞》，郑炳林主编《敦煌佛教艺术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兰州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0页。详细研究参见张广达、荣新江《十世纪于阗国的天寿年号及其相关问题》，余太山编《欧亚学刊》第1辑，中华书局，1999年，第191～192页。

[9] 莫高窟第220窟现南壁画的是整壁一铺的大幅经变画“无量寿经变”，在其上层由五代时翟奉达所重绘“瑞像与史迹画”现已不存，不知毁于何时，伯希和1908年来莫高窟时拍摄有照片，参见六卷本伯希和《敦煌石窟图录》第二卷，图版第111，1920年，巴黎。